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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很同意梭罗说的另一句话，他说人无疑是有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外界的环境我们管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你可以有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生命的质量，通过自己主观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小环境。
这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就说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吧。我当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去教语文。从北京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而且在中专教书，对我来说，外部条件是够恶劣的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不管怎样，现在我在教书、上课。上课有两种上法，一种是当作任务被动地上，一种是主动地写一首“教育诗”，把教学工作变成富有创造性的、有诗意的劳动。当然，客观条件并不具有诗意，记得我第一次上课，讲台上就放着一个骷髅头，吓了我一跳，同学们因为是学医的，普遍不重视语文课。因此，诗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我很快就发现班上还是有几个学生喜欢文学，我就为这几个学生上课，后来成了终身的好朋友。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踢足球，当“教练”。其实我不会踢球，但我能和学生一起踢，大风大雨还在烂泥中打滚，踢得很投入。就在和青年学生的亲密接触中我获得了写诗的感觉。这还不够，我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诗意。贵州的大自然是很美的，我一大早，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等待太阳出来那一瞬间，把它画下来；天下雨了我就冲到雨地里去画画，雨水流淌在画面上，彩色浸润开来，真有象征派绘画的味道。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库，我半夜跑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样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样子，就画一幅“月下的山和水”，还配一首诗，叫“诗与画”：这是真的在写诗了。贺桂梅评点：“人们常常不缺少需要发现的事物，缺少的是发现的眼睛和发现的热情，在这种纯粹的‘婴儿状态’中，‘人’才能与‘世界’诗意的相遇。”
但在文革时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半夜三更跑出去干什么，他肯定是特务。当时我还真编了一本诗画集，送给我的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文革时为了收集我的罪状，还派人外调，跑到南京把画和诗取回来，一看，都是“儿童画”，充满童趣的画，弄得那些“左派”也哭笑不得。贺桂梅评点：“这是‘政治学’和‘诗学’的滑稽遭遇。”可惜这本诗画集后来销毁了，不然留到今天，那是多好的一个纪念。
直到今天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我的周围人都知道，我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或者读一本书，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旅游，我都把它诗意化，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以获得写诗的感觉。我强调生命的投入，全身心投入，我跟前几届的北大学生都说过：“要读书你就拼命地读，要玩你就拼命地玩”，这样，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追求这种生命的强度和力度，酣畅淋漓的状态，这同时是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我的全部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贺桂梅评点：“许多时候我们并非不愿意投入，而是偏执于使我们投入的动力学原因。这也正如我们并非不热爱游戏，而是因过分关注游戏的意义而因此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游戏之中。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所有那些有着坚韧信念的人，事实上也是最相信游戏和最认真地投入游戏的人，而游戏和信念的意义事实上正是由这样的人显示出来。也许可以说，真正赋予生存以意义的，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而投入的程度越深，事实上越能摆脱物质处境的限制而感觉到精神的深入，也就是‘自由’的状态。”
话说回来，这种状态的付出太大，连玩都全身心投入，那太累了，所以我的经验只是我个人的，绝对不是向大家推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像我这样一代的学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要了解我们这样一代的学者，对我们成长的大的社会环境要有所了解。我是在贵州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我于1960年到贵州，1978年考研究生回到北大，前后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也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正是一生最具有活力的岁月，我是在贵州度过的。而其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同时就意味着，我是在中国的社会的底层，在边远地区来参与、体验文革的，这跟很多人在京城、在大城市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里不妨说说我的文革体验，但也不可能全部展开，因为时间有限，只能零星地讲一点，讲一些故事，可能同学们会有兴趣，因为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我对文革的预感
我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从头参加到尾，没有当过一天逍遥派，知识界恐怕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的。我之所以积极投入，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革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种预感。
这是由我当时的经历与处境决定的。我那时在安顺卫生学校教书，可以说多是非常认真地在教书，因此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但就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有一天，我们的一个校长到我们教研室来，为一件事我们有不同意见，就争论起来。那个校长是个很老的干部，因为党内斗争与省委书记发生冲突被贬到我们学校，当然就不把我这样的小小语文教员看在眼里，还要摆出马列主义者、老革命的架子，引经据典把我训了一顿。偏偏我年轻气盛，也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自然不服气。不服气不说，还跑到寝室拿来一大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这位校长据理力争。他当然辩不过我，下不了台，就利用权势来整我。当时我们教工团支部正在评选五好团员，本来我的呼声很高，校长一干预，自然就没有选上。这还不说，他还布置同教研室的另一位语文老师来监视我，说钱理群家庭出身反动，你们要注意他的一言一行。这位老师为人非常正直，就把这件事向我透露了。所以我直到现在都和这位老师保持良好的关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我的回顾与反思
这是我第一次和权力者、权势发生冲突。我当然不服气，而且因为我是学新闻的，政治上很敏感，那时已是文革前夕了，我就觉得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可能有我这样的平民老百姓说话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和这位当权者斗争，既然你布置人监视我，我就准备整你的“黑材料”，这位校长每次讲话，只要我觉得有问题我就记下来，我认定这样的校长尽管自认老革命，却利用权势整群众，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我和这位校长暗中斗争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新的党支部书记，来了没多久，就和这位校长发生了矛盾，听说我反对校长，就找我谈话，说党是理解你，支持你的。当时我真是激动万分：终于得到党的支持了！但很快我又和这个支部书记发生了冲突。我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有点毛病，一辈子总是不断地和领导和权势者发生冲突。我和领导的关系一般有三部曲：第一部，总是得到领导赏识，因为我确实能力比较强，做事也认真。第二部，因为我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喜欢提意见，动不动就顶撞领导。把领导得罪了，于是必然有第三部：被领导整。我几乎逃脱不了这样一个命运。当时校党支部准备发展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入党，这位老师有点假，比如他在一次学雷锋的讲用会上说，他像雷锋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眼睛亮了，在黑暗中都能看得很远了，其实他是个近视眼，这完全是文学的夸张，老师们都在背后当笑话说。但党支部却要发展这样的人入党，还要开会征求群众意见，谁都明白这不过是走过场。就我不知天高地厚，发言反对。我一开炮，所有的老师，包括党员都支持我，弄得支部书记很狼狈，暗地里把我恨死了，我还蒙在鼓里，以为他是支持我的。
就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也是凑巧，当时我因为到农村劳动，得了传染病，住在医院里，正发着高烧。我在报上看见毛主席肯定了北大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