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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爷的遗愿内占多数的，在家用上分用多一点，似乎就合了老人家的意思，从前老爷奶奶在世，不都是由他俩来定谁可以用多一点钱，谁又不可以了？”
我这是言之成理，她们俩也就不好反对。
且我的这第二个条件，对三姨奶奶是有利的，故此二姨奶奶虽面有难色，但一看风头火势，知道支持自己的力量有限，既是三比一的情势占上风，就不心多说，以免自讨没趣。
能够极力争取盟友，也是决胜之道，在这第二个条件上，我和三姨奶奶是同一阵线的。
“至于第三条，那就得依人头多寡比例了。”
这一条，算我的一房最着数，于是我多加一句：
“我们一房除信晖和我，还有咏琴，将在不久，又有多一名孩子，且还有耀晖，无疑是很占便宜的，那就得两位长辈大人大量大方地成全了。”
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先鞠了躬，就很难再予我为难了。
况且前两条对她们有利，就忙不迭地答允，轮到我占回一点便宜，便来反对，也很难出手。
于是，节流方面的改革，算是顺利通过了。
予人温言柔语再加合理权益，一定比戳穿别人底牌，逼人恼羞成怒好一亿倍。
“大嫂，然则对于开源，你可有何建议？”三姨奶奶问。
“我是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做生意之道。只是我在想，如果三姨奶奶真的准备为旭晖办出洋留学及订婚的两件大事，以目前我们账房的记录，是不足以应付的。我为此事而伤透脑筋，后来，跟九叔、林伯等谈过了，倒有一事可为。”
三姨奶奶迫不及待地问：
“是什么事？”
“变卖一些房产。”我答。
二姨奶奶立即反对，道：
“哎呀！要是我们这样做，外间人会怎么说了？”
我微微笑地答：
“不会说什么，是各家都在自扫六前雪的时候。且金家的房产多的是，卖掉一些，算不了什么。”
二姨奶奶稍稍沉思，我立即再行催谷：
“况且，人家嘴里的说话跟自己口袋里的钱比较，还是后者实际一点。”
这话无疑是说进她们的心坎上去了。
于是三姨奶奶问：
“信晖怎样说了？”
这句话看似简单，若是答得不小心，可能会惹祸。我就这样回应：
“这事还没有跟信晖谈过，我想有你们两位长辈在，应先问了你们的意见，若是反对，那么，就不必再途长道远地去问信晖。若你们赞成，以后跟他通讯息时，打个招呼便成，想他不会有异议。”
这就是极尊重她们的一番话了。
且其中有一层深意在，让她们误以为我们三个女人联成一线，是同道中人，自然会互为援引支持，我的建议会被通过的多。
果然不出所料，一个早上就达成了协定，我可以名正言顺地通知九叔，把房产放到市场上去出售。
一个礼拜下来，九叔给我说：
“反应相当冷淡，市场已有滞销迹象，人人都持观望态度。”
我于是问：
“有什么办法才可以卖出去？”
“把价钱降低是唯一的办法。”
九叔这样说了，却没有提出鼓励，意思就是要我拿大主意。
这个主意实在不好拿，因为价钱卖得不好，将来不只三姨奶奶会怨我，连信晖也会认为我胡作非为。
想来想去，总是把心不定。
于是，不期然又走到小叔子耀晖的跟前去，叹一口气。
耀晖放下功课，对我微笑道：
“大嫂，又有难题了？”
“对。”我直言不讳。
“是什么难题？”
我忽然望住耀晖，想到了一个办法，说：
“来，你给大嫂拿个大主意，好不好？”
我没待他说好还是不好，又解释道：
“反正你也是三分之一的家产继承人，你有权说话。”
“大嫂，你说呀，究竟什么事？”
“家里等钱用，你大哥又不在我们身边，反正要被他们毫无节制地花下去，倒不如我们也参与了，把分到的一份现金捏在手上，比较安心。”
“是啊，要卖掉一些田地房产，才可以有现金，现在要脱手套现，价钱很低，你说如何？”
“低价也算是钱，对不对？总之要卖掉才有钱，而钱又是重要的话，就想尽办法卖好了。”
跟这孩子谈话，总会有结果，这令我很开心。
耀晖提出了一条很重要而又显浅的道理，什么是最紧要的目的，先定下来，然后竭尽所能达到目的。
达不到目的就是最大的损失。
于是我立即告诉九叔说：
“不论价钱，卖掉它们，要筹足我们这一年内的家用使费为标准。”
九叔应命而去，果然，在很快的情况下，就给我们办妥。
当我按照那个原先讲好了的分账法，把现银拨给各房去时，实在皆大欢喜。
据我所知，三姨奶奶就立即汇了一笔钱到香港去，寄存在金旭晖的名下。
至于我，不知哪儿来的灵感，把现钱的一部分挪动到金铺去，找换了一些实金。
对于这些情况，我给信晖在信内报道过，可是一直还未见他回音。
正稍稍急躁之际，母亲跑来看我。
坐下来后，母亲的表情显得怪怪的，很是欲言又止。
我还未及再发问，母亲就说：
“健如说要回家里来。”
“是回来看望你吗？那可是好消息。”
“心如，事情不简单。”
我看母亲的脸色沉重，估量到不是什么叫她喜悦的事发生了。若是健如到了繁华之地，心野了，神散了，无心向学的话，也就算了吧，女孩儿家说到底还不是要嫁人。
我把这重意思给母亲说了，她却长长地叹口气，道：
“健如要是能堂堂正正地嫁人，我哪有不欢喜的道理。
心如，当年你明明考上大学，我叫你放弃了，也不外乎是想着女人的归宿不是念饱书，而是嫁得好，对你如是，对健如也一样心态，只是健如她……”
“她怎么了？”
“她在电话里没说清楚，只告诉了我，可能要回广州来待产。”
“什么？”我吓一大跳。
母亲点头：
“抓着电话，我都不晓得反应，也只有短短的三分钟时间，我要问也问不出个头绪来，她就挂断了。”
我的心像投石于池中，直往下沉，掉个没影儿。
“那对象是谁？”我问。
“心如，若是能见光的一户人家，怕就不用赶回广州来待产了，是不是？”
我立时间想到信晖，急忙抓着母亲的手，问：
“娘，信晖呢？”
“我怎么知道？”
“健如她没有提信晖？”
“没有。”母亲叹一口气道，“弄出这种事来，想健如也羞于启齿，不好跟她姐夫说什么话吧！”
“你是说信晖不知情？”
“我想情况是如此的，否则他还不一早就给你通风报讯了。”
母亲认定了信晖跟健如闹出的事无关，倒使我放了一半的心。
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了，不是吗？健如在香港上学，认识的男孩子会很多，这年头，又在那讲摩登的香港，男女之间的关系都变得轻率和复杂了，有什么话好说呢！
母亲看我这样呆呆地想着心事，又道：
“健如还给我说：‘娘，大姐的产期跟我的相去不远，你可以两个女儿一起照顾。’”母亲眼有泪光，不住叹息，道：
“这年头真不同了，健如半点懊悔的口气都没有，天公地道似的报告这消息，好像我这做娘的应分要奉侍你们似的。”
“娘，不要这么说，健如生了这严重的意外事故，心上慌了，怕你责怪，才会有这种先发制人表现，你明白才好。”
“我就吓得什么似的，不住问她：
‘健如，那你怎么算才好？’”“她答：
‘不是说了要回来家乡，把孩子生下来吗？明天，你去车站接我的车好了。’‘就是这样，挂断了线。’”健如从小就是如此独行独断，她做错什么事，也不肯承认，只会用她的办法纠正修补过来。
事已至此，我只可以安慰母亲说：
“那我明天就去接她的车，把事情弄清楚了，再给你说，你别紧张。”
“可是，你说啊，心如，肚子里怀的是什么人的骨肉，我这做娘的也不知不晓，这怎么说呢？”
“娘，船到桥头自然直，你别担心，反正只一天的功夫，她回来问清楚，再商量着办。只要她晓得回家来就好，否则一个女人顶着肚子在外流浪，岂不更担心？”
“这二十四小时真不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