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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是一个鲜活的、生机勃然的世界。正是这样，一首诗不仅仅是一个审美的世界，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
我曾经为《诗刊》写过一篇理论文章《审美意象与诗的灵魂》（载《诗刊》1995．6），其中的理论观点，我现在仍持坚守的态度。诗的建筑材料是意象，诗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在于诗的灵魂。抽象的理性的说教不可人诗；意象横陈、语词乱拼，以其昏昏使他人不知所云之作，当扫之以非诗之筐；而一首没有灵魂的诗，就像一朵塑料花，它可以骗过人的眼睛，却骗不过一只蜜蜂的嗅觉。
“一首诗可以写得十分漂亮而又优雅，但却没有灵魂。一篇叙事作品可以写得精彩而又井然有序，但却没有灵魂。一篇节日的演说可以内容充实而又极尽雕琢之能事，但却没有灵魂。甚至一个女人，可以说是长得漂亮、温雅而又优美动人，但却没有灵魂……”这是康德在’其哲学名著《判断力批判》中的一段话，说得何其深刻，深刻得叫人惊心动魄。
灵魂是“起灌注生气作用的那种原则”，移植到诗里，那“无非是显现审美意象的能力”。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过风之容颜，却可以通过树枝的颤动，麦浪的翻滚，燕子的斜飞来认识和想象。
我之所以提出什么是诗的“天问”，一个原因就是有感于时下诗歌界热闹而沉寂，一些诗人无芳而自赏的窘境。一批曾经有过作为的中老年诗人，偶有作品，却无新意，以至失态和失语。而更多的青年诗作者，盲目追求标新立异，“为赋新诗强说愁”，作品不是无病呻吟，便是生编硬造。诗歌，由于冷落了读者而终于冷落了自己。
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停下来，站在读者的位置，读一读自己和他人的作品，思考一下什么是诗的问题，或许我们会悟出一些什么，从而找到新的写作视角，进入新的写作状态。
毕生致力于新诗民族化现代化的建设
■ 陈 辽
还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因阅读了吴奔星先生的《茅盾小说讲话》而知道了吴老的大名。1957年“反右”扩大化，我因被划为“中右”而于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吴老也在“反右”中蒙难被下放到了徐州师院。及至新时期到来，吴老“平反”后，我才和吴老于1981年8月16日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相识。这时，距离我知道吴老的大名已有30年了。
吴老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坦率，真诚，有新见，但不趋时。1981年8月16日下午，他在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他说的是什么具体内容已记不清楚了，我只觉得他对鲁迅的研究很有新意。后来阅读他送给我的《中国现代诗人论》中的《划时代的散文诗——〈野草〉》，才想起他那天的发言，主要讲的就是该文的内容。他认为：我们对鲁迅散文诗在理论上的研究与在实践上的继承都是非常不够的。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往往把《野草》看成单纯的抒情散文，很少从诗的角度去理解它、分析它，以致散文诗的思想的光辉和艺术的特点一直没有被挖掘，到今天一些同志对《野草》中一部分诗篇在理解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他指出，鲁迅散文诗的成就不仅在中国的新诗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即在世界文学的宝库内也应该占一席地位。吴老如此理解和评价鲁迅的散文诗，是很有创意的。
从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学术讨论会上我和吴老的结识为开端，其后23年，我与吴老在文艺集会上，在江苏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工作委员会举办的讨论会上，或者在一些专题座谈会上，常有接触和交谈。比较集中的是在1993年我和他共同筹备的“海峡两岸文学交流会”期间，我们一起参加了筹备组会议，在会议空隙里，我向他请教对中国新诗发展问题的看法。此时我才发现，原来吴老毕生致力于新诗民族化、现代化的建设，而且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他说，“五四”以后的新诗，比较重视新诗的现代化，而忽视了新诗的民族化，因此新诗到不了人民群众手里，只是在一小部分诗人圈子里传阅。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新诗注意了民族化，提倡民歌体，提倡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但却忽视了现代化，因此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国的新诗，走不出国门，在世界诗坛上缺乏影响。吴老说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李章伯在北平主编《小雅》诗刊，与戴望舒主编的《新诗》相呼应，那时偏向于诗歌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吴老喜欢并评论过民歌体诗歌，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偏向于新诗的民族化。现在觉悟到，只有把新诗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加强新诗的民族化的又是现代化的建设，才能使新诗既能走向人民群众，又能走向世界。我听说后，十分佩服吴老的识见。由此，我产生了吴老毕生致力于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建设的明确观念。
吴老在1993年取得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还在1984年，他在他和徐放鸣选编的《沫若诗话》的《内容·形式·新旧·其他》（代序）一文中就说过：“如果从内容上区分诗的新旧，旧诗（包括诗、词、曲）也是当代诗歌的形式，同那些从西方引进的诗的形式，都应该一视同仁，用以反映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在诗的领域里，实际只有一个万岁：新诗万岁！”同样是从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吴老又在他和李兴华选编的《胡适诗话》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新诗建设上的成就：“对于历史悠久的祖国诗歌，胡适是一位继承、发展与创新的诗人。有人批他‘全盘西化’，至少在诗歌领域内是不符合实际的。他的诗虽然不能代表新诗的主流，但是风格独特，可读性较高，拥有遍及五大洲的读者。如果诗的生命力表现在接受主体的数量上，胡适的诗是不会被宣布死亡的。”即吴老认为，胡适的诗作，“可读性较高”，民族化做得较好，又“拥有遍及五大洲的读者”，走向世界，相当地现代化。如此论述胡适的诗作，有这样新颖而独特的观点，正是因为他着眼于我国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建设而对胡适诗作采取了肯定态度的。而在《新诗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现代诗人论·序言》）中，吴老对“究竟怎样迎接‘明天’的新诗”，做了三点“小结”：第一，从传统看，诗的形式并无时代性，是可以继承发展的。因此，今天的诗人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并不奇怪，无须加以排斥和反对。第二，从传统看，诗的形式并无国别性，是可以互相引进、互相交流的。我们从“五四”前夕开始移植西洋诗，促使新诗的成长，是无可非议的。第三，从传统看，诗的形式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因而，以时更新，不断创造，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不容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的。为了“明天”的诗坛能出现一种或多种足以代表我们伟大时代的诗歌形式，我们应该在传统上、形式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既不数典忘祖，也不排斥“拿来”。认真继承“昨天”的成果，总结“今天”的成就与失误，迎取“明天”的创造，应是社会主义诗歌的发展道路。在吴老以上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新诗必须民族化现代化的思想。所以，吴老在1993年关于新诗民族化现代化建设的表述正是他这一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对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
吴师母于1993年辞世，这对吴老是沉重的打击。但到他2004年逝世的11年间，尽管他心灵上蒙受严重的创伤，且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吴老仍然笔耕不止。2002年老诗人曾卓去世，吴老还写诗悼念。可以说，吴老一直写到九十周岁发病后才被迫搁笔。他整整写了七十多年！大约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次我看望吴老。一谈起诗歌，吴老依然兴致勃勃，谈兴甚浓。他对诗歌领域里出现的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所谓“现代派诗歌”很有意见。吴老说，这是对现代派诗歌的拙劣模仿和曲解。其实，西方的现代派诗歌，折射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西方读者是看得懂现代派诗歌的。艾略特的《荒原》在欧美诗歌界曾产生深远影响，在读者中更引起普遍共鸣。而我国的那些完全叫人看不懂的诗歌，则是东施效颦，令人恶心。吴老最后说，我国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问题解决之日，便是我国新诗拥有亿万读者并走向世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