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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锯战”扯了五六年，当法院的人通知远在北京上访的李莉回太原听候判决时，李莉竟然不敢相信，甚至怀疑又是有人故意骗她呢！她先让丈夫去法院问，问完后还是不相信。她在北京给法院的人打电话，说你们把判决书寄到北京来，我看了是真的马上就回来……看看，本来很正常和简单的事竟然让老百姓不信任到这种程度！法院的人说不行，送达判决书必须有上诉人本人签名。李莉只好悄悄回太原。第二天她到法院却没敢直接找办案人，而是到法院纪委的一名领导办公室，求人家替她看看到底新的判决内容是真是假。人家真帮忙，去查判决书后明确告诉她：这回是你们赢了。李莉这才捂着胸口去见办案人……
有了判决，并不一定就是解决了问题。法院在执行判决过程又遇到被告方种种阻力，一拖又是半年。当李莉满心欢喜拿着全家赖以生存的营业房屋的相关手续去办房产证时，房产部门告诉她：分给你的房子早已被开发公司抵押给另一个单位了！
李莉一下愣了：啥意思？
就是你这房子随时可能不是你的。
什么？李莉一听，顿时感觉天旋地转。苦苦争取五六年得来的房子竟然在拿到钥匙前早已变成别人的了……平民李莉一家想不出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荒唐的事！
李莉这回真的连肺都气炸了。因此后来也有了她冒死上北京冲拦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的车队，到某中央领导住处吆喝等等惊天动地的事。“坏就坏到家吧！闹就闹他个天翻地覆！反正小百姓一个，你不让我活命，我就不让你安宁！”外表柔弱娇小的李莉心如铁铸，发誓要“闹出点名堂”。
“名堂”没闹出来，却一次次被拘留起来。
“9年里，我总共到北京124次！别人以为我犯神经病了，可只有我和家人清楚：我是为了一张至关重要的房产证，没有了它，等于要了我全家的性命，所以我才不停地跑的……”李莉回忆9年间那124次的进京历程，哭得直不起腰来，“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2004年7月的一天，李莉再次来到省委大门口。见到了省信访局的“老相识”王英。“李莉啊，我看你这回有希望了！”中国的上访人和接访者之间有许多成了老熟人。王英与李莉就是这样。
“为什么？”王英的话，让李莉有些吃惊。
王英告诉她：“你还不知道？我们局里来了位新的副局长，他叫梁雨润，过去人家都称他是‘百姓书记’，全国先进典型，中央都发文件要求全党向他学习呢！你的事要是他处理，准搞定！”
李莉有些喜出望外：“真的？”
“那还有假吗！”
就在这一天，李莉见到了梁雨润。
“下星期一你再来找我。”梁雨润听完李莉的陈述后，只说了这9个字，却让李莉感觉仿佛吃了定心丸。
星期一李莉如约来到省信访局，走进会议室李莉就吃惊不小：怎么来了那么多人！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向她介绍，这些人都是梁雨润副局长这几天左联系右通知约来为她的事开协调会的，他们中有法院、银行、房产局、开发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
“天哪，过去我找这些人可难呢！”李莉的心里轻轻叹了一声。
第一次协调用了将近3个小时，结果各说各的理，没能成功。
“那好，星期四再开一次会。”梁雨润最后说。
星期四又是近3个小时，仍无结果。“梁局长，我谢谢你的好意。可这结局……我还是上北京吧！”李莉有些泄气地对梁雨润说。
“你要信我梁雨润，就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在家等消息！”不知是梁雨润的话语掷地有声，还是他的人格力量让人敬佩，李莉这回真的老老实实在家待着，那儿都没有去。
一个月、两个月……直到第四个月的某一天，李莉突然接到房产局的一个电话，说你现在可以来办房产证了！
“我期盼了9年、又快跑断了双腿的一张房产证，可真正得到它的时候，竟然才用了不足一个来小时！原来这么简单啊！”李莉说，她拿到那张印有国徽的“房权证并字第00048976号”房产证时，久久不敢相信。
李莉后来才知道，四个月里，梁雨润因她这事，带着工作人员在银行、法院、开发公司和房产部门不知周旋了多少回。他甚至专门找到太原市的一位主管领导办公室，怒发冲冠了一次：“我们都是公务员，公务员是干什么的？不能因为老百姓来找我们就觉得他们是成心找茬的。将心比心，如果这样的事摊在我们身上，一个月、两个月可能能忍，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我们还能忍得住吗？”这位领导感动了，他用梁雨润这番话教育自己的下属，其他有关部门的办事人员也被感动了，最后大家都动起来，认认真真地寻找办法，才彻底落实了李莉家的那套营业房及其产权事宜。
2005年5月的一天，中纪委信访接待处窗口前又突然出现了李莉的身影。“李莉，你怎么又来了？”工作人员看见她就问。
从来都是一脸愠色的李莉今天满脸笑容，衣着也十分讲究。只见她笑呵呵递上一封信：“今天我不是来上访的，请你们把这封信转给山西省委，代我好好感谢梁雨润局长，他真是为百姓办事的好干部……”
中纪委的同志接过信，笑了：“好。一定转送到。”
第五章矿工家属的辛酸泪
工亡家属任香枝拖儿带女无人可怜，又在为讨要百元节日补助金发生争执时没给领导脸面反被关押。梁雨润感叹：如果当干部的对百姓连最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你自己的廉耻是小事，影响社会安定，让党和政府失信于民是大事。
来到山西某著名矿区，看到那片光秃秃的山峦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那些极其简陋破旧的工房，心里就有一种酸痛。主人告诉我，他们这里还有几万人住着这种20世纪50年代盖的旧工棚土房。
走进位于小山顶的女主人任香枝家时，看到仅有的两间窑洞房，其中一间已经出现漏雨的坍塌状。“在矿山工作，最苦的还不是这些。矿工家属一年四季最担心的是男人能不能从矿上活着回家。”任香枝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山头告诉我，那是矿区专门安葬死亡矿工遗体的地方。
“矿上的职工伤亡多不多？”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任香枝盯着我反问：“想听实话还是假话？”
“这还用讲？”
“那我告诉你：至少在我们矿上，单位向上面报的职工伤亡数与我们所知道的绝对不一样。”
“能差多少？”
任香枝略停顿后说道：“这么说吧，像我孩子他爸是矿上的正式职工，2001年他因工死亡后单位都没按工亡向上报，你说那些招来下井的临时民工死了他们会报吗？”
“国家不是有规定必须上报吗？”
“是啊，可上报的工亡数超出指标后，你这个单位就评不上先进了，领导就拿不到很多的实惠，升不了更大的官了。”
“为这他们就可以不顾国家规定，隐瞒真相？”
“这种事在矿上多的是。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最苦的还是工亡职工的家属……”看得出，任香枝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说到这儿，她立即哽咽起来，“我丈夫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