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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找到了党。
像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这条路是通过苏联达到的。早在德寇占领以前，他们就明白了
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曾在家里掩护过一些德国同志。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苏联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严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
成员就在他们家开过会。经常在他们家借宿的有洪扎·齐卡和洪扎·切尔尼，而以我的次数
为最多。《红色权利报》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里写的，许多决议是在这里通过的，就在这里
我第一次认识了“卡雷尔”——切尔尼。
他们夫妇俩都非常谨慎小心，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时——在地下工作中是经常会出现各种
意外情况的——他俩总是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内行。谁也不会想到，这
么一个好心肠的高个子铁路小职员维苏希尔和他的太太会参与这种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后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狱中第一次看见他时，感到惶恐不安。万一他供出
来，那一切就会受到多大的威胁。但他沉默不语。他被抓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把几张传单给
了一位朋友。——关于他盖世太保除了知道几张传单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几个月后，由于有人出卖，盖世太保知道了洪扎·切尔尼曾住在维苏希洛娃的妹妹家
里，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把佩彼克“审问”了两天，想从他那里探听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踪迹。第三天佩彼克来到“四○○号”，小心翼翼地坐到一个座位
上，因为新的伤口使他非常难于坐下。我用疑问但同时也是鼓励的目光不安地望着他。他用
努斯列区人那种简明的语句愉快地回答说：“只要脑袋不肯，那么嘴或屁股都不会说出来
的。”
我很熟悉这个小家庭，我知道他们俩是怎样地相亲相爱，当他们俩不得不分别哪怕是一
两天时间，他们都是多么闷闷不乐埃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在那个米赫列区舒适的住宅里，
这些日子对于那个已经到了觉得孤独比死更为可怕的年龄的女人说来，该是多么沉重埃她做
梦也在想怎样营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样回到这个小小的充满着田园乐趣的家庭里来，回
到他们有点可笑地相互称呼“小妈妈”和“小爸爸”的家里来。她终于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
路：继续工作，为了自己，也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把丈夫的照片摆在他平常坐的那个地方。
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杯，祝他健康，愿他早日归来，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个月后，她也被捕了。这个消息使“四○○号”里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她是狱
外联络员之一。
可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他们没有拷打她，因为她病得很厉害，经不起他们的拳打脚踢。可是他们用了更可怕的
手段：用想象来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几天，他们就把她丈夫送到波兰去做苦工了。
审问时，他们对她说：
“您瞧，那边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够呛，何况您丈夫还是个残废。他
会受不了的，很难熬下去。他会在那边什么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见不到他啦。像您这样
的年纪，还能再找到谁呢？如果您放聪明点，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我们立刻就可
以把他给您放回来。”
他被发放到那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可怜的人埃谁知道他会怎样死去呢？他
们杀了我的妹妹，又要杀我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个人，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是的，我这样
的年纪，还能再找谁呢？……我将要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让
他们把他还给我……但是，要用这样的代价？如果这样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
的“小爸爸”了……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在盖世太保设立的无数流放组中的一个组里消失不见了。紧接着又
传来了佩彼克在波兰死去的消息。
丽达
我头一次到巴克萨家里去是在一个晚上。家里只有约什卡和一个目光伶俐的女孩子，大
家都叫她丽达。她可以说还是个孩子，一直好奇地注视着我的大胡子，显然她很满意，因为
屋子里增添了一位能同她闲谈一会儿的有趣的生客。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原来已经十九岁了，是约什卡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她姓普拉
哈，但她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姓的特征，她常在业余剧团演戏，非常喜欢舞台生活。
我成了她所信赖的人，根据这一点我意识到自己在她眼中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
她把自己那些青年人的痛苦和梦想都告诉了我，并且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把我当作她同姐
姐、姐夫吵嘴时评判是非的仲裁者。她像许多少女一样是性急的，也像最小的孩子一样是被
娇惯了的。
我在隐居了半年之后，头一次上街散步就是她陪着去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跛脚老头同自己的女儿一道散步，比自己一个人走路会更不惹人注意，
因为路上的人多半是看她而不看他的。因此，第二次又是她陪我散步，还陪我去进行第一次
秘密接头，陪我去秘密联络点。这样一来——正如起诉书中所说的——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
的联络员。
她喜欢做这种工作。但她并不关心这种工作的意义和好处。她只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
有趣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带有几分冒险味道的工作。这对她就够了。
我一直让她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我不想告诉她太多。假如她一旦被捕，一无所知比意识
到“有罪”对她是更好的保护。
但丽达越来越熟悉这个工作了。她能够担负起比只是去叶林涅克家跑跑，送个通知这类
事情更为重要的事了。她已经到了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的时候了。我开始向她上课。
这是一门课程，完全正规的课程。丽达勤奋而又愉快地学习着。表面上她仍是一个快乐、轻
率，甚至还有点淘气的少女，但内心已经不一样了。她在思索，她在成长。
在工作中她认识了米列克。他曾经担负过一部分工作，但他善于自吹自擂。这使丽达对
他发生了好感。她也许没看透米列克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我也没有看透。主要是由于
米列克所担负的工作和他那表面的信仰，使丽达和他比和别的青年人更接近起来。
对事业的忠诚，在丽达的心里迅速地生长并扎下了根。
一九四二年初，她开始结结巴巴地谈到她想入党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忸怩不安。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我还拿
不定主意，还想再教育教育她。需要再考验考验她。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被中央委员会直接吸收入党了。在一个严寒的深夜，我们一同回
家。平时爱说话的丽达，今天却沉默着。走到离家不远的田野里，她突然停下来，用轻得使
你能同时听到每一片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说：“我知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从现在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变节。”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她果然没有变节。
她担任中央委员之间最忠实的联络员。她经常接受最危险的任务：重新接上断了的关
系，营救处境危险的同志。当我们的秘密联络点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丽达就会像鳗鱼似的
游到那里去巡视一番。她像从前一样做着这一切，自然、快乐而无忧无虑，——然而内心却
隐藏着坚定的责任感。
在我们被捕后的一个月她也被捕了。米列克的招供，使盖世太保注意到了她，他们没费
多大劲就查清楚了，丽达曾经帮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转移并转入地下。她摇头，发脾气，装
成一个轻浮的少女，仿佛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做这些越轨的事和它所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她知道很多，但一点也没有供出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在狱中也不停顿地工作。环境
变了，工作方式变了，甚至任务也变了。但对于她来说尽党员的义务却没有变——无论在什
么情况下，决不袖手旁观。她仍那样忘我地、迅速而准确地完成所有的嘱托。如果需要有人
去为外面的同志打掩护，丽达就会带着一种天真的模样，把某种“罪过”承担下来。她当上
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