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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书完稿于1995年初，其中有些信息今天看来未免有点陈旧落伍（主要表现在最后一章），但是为存其真，我决定不作补充或更新。只是极个别错误之处作了改正。
至于这些年我在性史方面的文字，除了《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一书之外，还可以散见于我的几种文集之中：《东边日出西边雨》（2000）、《江晓原自选集》（2001）、《走来走去》（2001）、《年年岁岁一床书》（2003）、《交界上的对话》（2004）、《小楼一夜听春雨》（2005）。内容包括随笔、书评、文化评论等等。这也算是一个将性史当做“第二专业”的研究者在无奈之中保持“参与”的一种形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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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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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2005年11月2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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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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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80年代末写了两册关于中国性问题及其历史情况的小书之后［1］，又转而埋首于几部天文学史著作的撰写中——天文学史毕竟是我的“主业”。不过在此期间，我仍在前一领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参与。如今当我终于又能够调用一部分主业之余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回到先前设想已久的课题上来时，很高兴看到国内在这一领域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就中国性文化史而言，近几年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高罗佩（R。H。vanGulik）两种著作的中译本以及大陆学者几种格局相似之作的出版（参见本书附录，特别是其文末注17）。
几年来，随着对中国性问题及其历史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之进一步深入，我常常会有一种“时间停滞”之感——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在性问题上所面对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见到的表现等等，实际上竟没有太大的不同。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无论经历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的社会毕竟是从昨天演变而来的，传统的“根”是不可能彻底一刀斩断的，况且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有人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层极容易变，深层几乎不变”，确实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观念、乃至广义的性生活等等，显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不太容易变的。在这一出以千百年计的长剧中，人物衣冠固屡异于昔时，基本剧情却大体上依旧。
在一些以当代情况为论述主题的著作中，追述一些历史材料，是常见的做法。但是反过来，在以历史情况为主题的著作中，怎样适当安排对当代情况的论述，并且不至显得生硬突兀，就不太容易措手了。因为前者哪怕仅以历史材料聊作点缀，也显得顺理成章——至少需要交代一些来龙去脉；但对于后者而言，当代情况并非必不可少的内容。
现在，本书的主题和我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使我陷入必须勉为其难的境地：我的立足点在很大程度上将放在历史情况的研讨分析之中，但同时将引入对当代情况的观察和思考，或者说对当代情况保持某种“观照”。这种做法与一些西方学者的所谓“历史方法”（指用追溯历史的方法去理解或分析某些现存问题）可能稍有相似之处。不过另一方面，在对历史情况的论述中，我更愿意适度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目光和着眼点。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本书所论主题寻找一种新的视角、或者说新的分析思路。“性张力”的概念在我脑际盘桓了四五年之久，逐渐在此基础上浮现出一个看起来较为可行的“工作假说”。按照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中普遍被接受的看法，“工作假说”和客观实际不是一回事；客观实际（或历史真相）是尚待探索认识的对象，而只要有助于增进对这一对象的理解，或者能导致新的发现，就可以是一个有用的（成功的）“工作假说”。将此“工作假说”之法用于人文学术，在现代学术史中也已经极为常见。对于本书中以“性张力”概念为基础的分析思路、视点或框架，亦作如是观可矣。
“工作假说”使我联想到对待西方学术理论的态度问题。常见的做法，似乎大致可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训来概括。这古训固然不错，但至少并不全面。因为它隐含着对“石”盲从偏信的可能倾向——不问“石”之好坏利钝以及是否陈旧过时，拿起来就“攻”。结果常常并未能真正攻玉，而只是（很少有说服力地）去佐证“石”之锋利或正确。其实“他山之石”本身往往同时也是一块待攻之玉，比如文化人类学理论，本身就在不断发展；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料在作为“玉”的同时，又何尝不能起到攻玉之“石”的作用？中国史料之丰富、久远和持续，是世界众多古代文明中罕见的，但理解中国古代史料又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淫，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方学者对这些史料的应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各方面问题（不仅是本书所论的领域）时，视中国史料与西方理论互为石玉，应该是可取之道。
江晓原
1994年1月8日于上海
【注】
［1］江晓原《性在古代中国》（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中国人的性神秘》（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0；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性张力：一个新概念的提出与试用
一个素有“贤操”的女子，一变而为骇人听闻的荡妇，最后成为色情狂而死。“河间”一词遂成后世文人笔下荡妇的代称。但这里要注意的是，这故事说明了什么？特别是，它有什么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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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奇文奇事《河间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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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私地爱王昌
夜夜筝声怨隔墙
火凤有凰求不得
春莺无伴啭空长
急挥舞破催飞燕
慢逐歌词弄小娘
死恨相如新索妇
枉将心力为他狂
——元稹：《筝》
（一）从奇文奇事《河间传》说起
《柳河东集·外集》卷上有《河间传》，叙述一个极为奇特的故事。开首云：
河间，淫妇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称。始，妇人居戚里，有贤操。自未嫁，固已恶群戚之乱，羞与为类，独深居为剪制缕结。既嫁，不及其舅，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又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其族类丑行者谋曰：若河间何？其甚者曰：必坏之！
这些人花了一年多时间，做了各种努力，终于将河间引入圈套之中，使她的道德防线溃于一旦：
俄而又引至食所，空无帷幕，廊庑廓然，河间乃肯入。先壁群恶少于北牖下，降帘，使女子为秦声，倨坐观之。有顷，壁者出宿选貌美阴大者主河间，乃便抱持河间，河间号且泣，婢夹持之，或谕以利，或骂且笑之。
这时微妙的变化发生了：
河间窃顾视持己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已更得适意，鼻息然。意不能无动，力稍纵，主者幸一遂焉。因拥致之房，河间收泣甚适，自庆未始得也。……旦暮，驾车相戒归，河间曰：吾不归矣，必与是人俱死。群戚反大闷，不得已，俱宿焉。夫骑来迎，莫得见，左右力制，明日乃肯归。持淫夫大泣，臂相与盟而后就车。
经此事变，河间对丈夫极为厌恶，最后竟将丈夫陷害至死，然后畅其所欲：
河间大喜，不为服，辟门召所与淫者，倮逐为荒淫。居一岁，所淫者衰，益厌，乃出之。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犹不慊，又为酒垆西南隅，己居楼上，微观之，凿小门，以女侍饵焉；凡来饮酒，大鼻者，少且壮者，美颜色者，善为酒戏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犹日呻呼懵懵以为不足。积十余年，病髓竭而死。
一个素有“贤操”的女子，一变而为骇人听闻的荡妇，最后成为色情狂而死。“河间”一词遂成后世文人笔下荡妇的代称。但这里要注意的是，这故事说明了什么？特别是，它有什么象征意义？
柳宗元有时喜作寓言文字，如《三戒》、《刘叟传》之类，因此难以绝对排除《河间传》为寓言的可能性。不过从叙述细节的详尽繁复来看，作为某种程度的实录（比如根据当时某个真实事件改写）可能性似乎更大；文中叙述风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