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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历史古迹多么伟大，景致多么壮观，梅林绝不让这些东西在他的画里占首要地位。虽然梅林跟皮拉内西一样喜用透视法，他的画却不具戏剧性（即便当托普哈内的船夫跟人起口角！）。在皮拉内西的版画中，其建筑垂线的戏剧性暴力落在人物身上，使他的人物沦落为怪胎、乞丐、瘸子和衣衫褴褛的奇人。梅林的风光则给予我们某种水平的动感，没有任何东西跃入眼中。借助伊斯坦布尔无限可能的地理与建筑，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妙的天堂，邀请我们随意漫游。
梅林离开的时候已在此地度过半生，因此把他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时光视为某种“训练”并不正确。他在这些年发现他具备的特质；这里是他开始谋生的地方，谋生的同时创作出他最早期的作品。如同本地居民观看伊斯坦布尔的细节与素材一样，梅林无心采用许多画家和版画家的方式将场景异国化或东方化，例如巴列特的《博斯普鲁斯之美》、阿罗姆的《君士坦丁堡与小亚细亚七座教堂之风光》和法蓝丁的《东方》。梅林认为没必要在他的画里填入《一千零一夜》里的人物，他对此时大为风行的西方浪漫主义运动丝毫不感兴趣，从不耍弄光与影、雾与云，或把城市和居民画得比实际上弧形些、起伏些、胖些、穷些或“阿拉伯风格”些，以增添气氛。
梅林的观点是内行人士的观点。但由于他那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不知道如何画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城市——其实是不感兴趣——因此他从西方带来的技巧仍赋予这些坦率的画作某种外国风情。梅林像个伊斯坦布尔人看这座城市，却又以西方人的锐利眼光画它，因此梅林的伊斯坦布尔不仅装点着我们认得出的山丘、清真寺与古迹，也是个绝美之地。
08母亲、父亲和各种消失的事物（1）
父亲常去遥远的地方。我们会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他。奇怪的是，我们在他已离开好一阵子之后才会发现他不在家。到那时，我们早已习惯他的不在——颇像是迟来地发觉一部难得骑的单车遗失或遭窃，或者有阵子没来学校的某个同学不再回来上学。没人解释过父亲没跟我们在一起的原因，也没人跟我们说他预计何时回来。我们没想去探问消息：我们住在一栋拥挤的公寓大楼里，叔伯姑嫂、祖母、厨子、女仆包围着我们，因此很容易忽略他的不在，且不加过问，也几乎很容易忘记他不在这里。
有时从我们的女仆哈呢姆过分热情的拥抱、祖母的厨子贝吉尔对我们说的话作过多的解读，还有伯父艾登周日早晨开着他的“1952道奇”沿博斯普鲁斯兜圈时过分的虚张声势，会感受到并未被我们完全遗忘的悲哀境况。有时从我母亲一大早跟我的姨妈们、她的朋友们和外婆的电话长谈中，我便知道哪儿不对劲。母亲穿着她那件印有朵朵红色康乃馨的乳黄色长袍，双腿交叉而坐，长袍的折层披泻在地板上，使我迷惑。我看得见她的睡衣和她美丽的肌肤，也看得见她美丽的颈子，想爬到她腿上，依偎在她身边，靠近她头发、颈子和胸脯之间的美丽三角地带。我母亲多年后亲口告诉我，在餐桌上跟我父亲大吵一架过后，笼罩在我们家的灾难气氛确实很令我甘之如饴。
等待母亲留意到我的时候，我坐在她的梳妆台前摆弄她的瓶、口红、指甲油、古龙水、玫瑰香水和杏仁油。我会翻遍抽屉，玩着各式各样的镊子、剪刀、指甲锉刀、眉笔、刷子、梳子以及其他各种尖头用具。我注视着塞在桌上玻璃板底下的我和哥哥的婴儿照。一张照片中的我坐在高脚椅上，穿着同一件长袍的她正喂我吃一口“妈妈”，我们两人露出的笑容是广告中才看得见的那种微笑，我边看着照片边想，可惜现在谁都听不见我快乐的叫嚷。
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会玩一种跟我后来在小说中玩的十分类似的游戏来给自己找乐子。我会把瓶瓶罐罐和各类刷子推到梳妆台中央，还有我从未见母亲打开过的上锁花饰银匣，接着我把头向前倾，以便看见自己的头出现在三联镜的中央镜板上，我把镜子的两翼往里或往外推，直到两边的镜子映照彼此，于是我看见几千个奥尔罕在深邃、冰冷、玻璃色的无垠当中闪闪发光。
当我看着镜中最近的倒影时，我陌生的后脑勺使我震惊，首先是我的耳朵——它们的尖端在后方变圆，一耳比另一耳突出，就跟我父亲一样。更有趣的是脖子后面，让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是伴随着我的一个陌生人——这个想法现在依然叫人不寒而栗。困在三面镜之间的千百个奥尔罕，随着每回我稍加更动镜板的位置而有所改变；虽然每个新的后继者都与众不同，但看见链条的每一环都依样画葫芦地仿效我的姿势，我感到骄傲。我试验各种姿势，直到肯定他们是我的完美奴隶。有时我在镜中的绿色无垠中寻找最远的奥尔罕，有时我忠实的模仿者当中有些手或头的动作似乎不跟我同时，而是慢半拍。最可怕的时刻是在我扮鬼脸——鼓脸颊、扬眉毛、吐舌头、从千百个奥尔罕挑出角落的八个时，然后（没留意到我已移动自己的手）看见我以为的另一群很小很远的叛徒径自比划了起来。
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渐渐成为“消失游戏”，或许我玩这游戏是在为自己最害怕的事做准备：虽不清楚母亲在电话里讲些什么，也不知道父亲人在何处或何时回来，我却很肯定总有一天母亲也会永远消失。
有时她确实会消失。但在她消失时，大家会给我们理由，像是“你母亲病了，在奈里蔓姨妈家休养”。看待这些解释，我就像看待镜中倒影：虽知他们是幻影，却照样相信，任凭自己被愚弄。几天过后，我们被交给厨子贝吉尔或管家伊斯梅尔照顾。我们跟随他们一路搭船和公车越过伊斯坦布尔——到住在位于亚洲城区的埃伦寇伊亲戚家或博斯普鲁斯沿岸伊斯亭耶镇的其他亲戚家——看望母亲。这些看望并不让人难过：感觉像在历险。有哥哥做伴，我认为他能应付一切危险。我们造访的房子或雅骊都住了母亲的远近亲戚，这些慈悲的老姨妈和浑身毛茸茸的可怕舅舅们亲完我们、掐完我们的脸颊，给我们看他们家吸引我们注意的任何怪东西——我曾以为城里每个西化家庭都有的德国晴雨表（一对身着巴伐利亚服装的夫妻，依据天候的冷暖进出他们的家），或是每隔半小时绕轴转动、突然缩进笼里自动报时的布谷鸟钟，或者回应机械鸟而高声鸣唱的真金丝雀——之后，我们便去母亲的房间。
08母亲、父亲和各种消失的事物（2）
透入窗内的一大片灿烂海洋以及美丽的光线令人目眩（或许这是我一向喜爱马蒂斯南向窗景的原因），使我们悲伤地想起母亲离开我们到这陌生美丽的地方，但我们放心地发现她的梳妆台上摆着我们熟悉的东西——同样的镊子和香水瓶，同样的发梳，梳背的漆半剥落，还有空气中飘荡着的，她那无比的香气。我记得每个细节：她如何把我们轮流放在腿上，热烈地拥抱我们，她如何跟我哥哥详细指示如何应对进退，去哪里找我们下回过来给她带的东西——母亲向来喜欢下达指示。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看着窗外，对她的指示毫不理会，只等轮到我坐在她腿上。
某回在母亲消失期间，父亲有天带个保姆回来。她个头矮小、皮肤苍白，一点算不上美，胖胖的，总是面带笑容。她照管我们的时候用一种似乎颇感自豪的自以为是的派头跟我们说，我们要像她一样听话。跟我们在别人家看见的保姆不同，她是土耳其人，这使我们大失所望，待她从不友善。我们知道的保姆多是新教派的德国人，而这位保姆对我们来说毫无威性，她会在我们打架时说：“乖一点，安静点，拜托，乖一点，安静点。”我们在父亲面前模仿她时，父亲总是呵呵笑。不久，这位保姆也消失了。多年后，在父亲的几次消失期间，当我和哥哥打得你死我活、母亲着实发火的时候，她就会说出“我要走了！”或是“我要从窗口跳下去！”之类的话（有回甚至把她的一条美腿跨出窗沿），却都无济于事。但每当她说“你爸就可以把别的女人娶回家了！”我想像中的新妈妈人选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