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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在冒险的路上走得太远太快了。理论家们在政治上容易低估精神的惯性力量，他们相信在现实世界里，能够象他们所预想的那样，迅速地建立起决定性的改革程序。加尔文发现有必要走得慢些，直到他能赢得世俗的权力作他的支持。他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因为他的地位还不牢靠。新选的市行政会仍密切地注视着他，但并不十分仇视他。在这一短暂的观望阶段，甚至他最狂热的敌手也不得不承认，加尔文狂热主义的基础是对道德的绝对热忱，推进这个急躁的人的事业的，不是他个人的野心，而是由于对一个伟大理想的爱。他的战友法里尔是青年人和暴民的偶像，因此只要加尔文同意显示一些外交式的机敏，让他的革命要求大体上适应自由市民不那么极端的观点，那紧张气氛就能很容易地松弛下来。
但是加尔文坚韧不拔的天性和钢铁般的僵硬对他本人是一个障碍。终他一生，这个彻底的狂热分子，至多只是表示一下和解的愿望而不想再越雷池半步了。他永远不懂得中庸之道的意义。对于他，只存在着一个方针——他自己的。要么全有要么没有：他一定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否则就放弃他的全部主张。他从不妥协。他是那样绝对自信约翰·加尔文立场的正确，以致他简直不能设想，一个对手居然会相信另外的方针是正确的；不能设想，对手虽跟加尔文老爷的观点不同，但却一样的正确。后来，下面这句话就成了格言：加尔文的职责是教育而其它人的职责是学习。他真诚、沉着，信念坚定，宣称：“上帝命我教育，良心使我坚定。”他具有可怖的和不祥的自我狂妄，把自己的观点同绝对真理进行类比，说：“上帝何其仁慈，启示我辈善恶。”但此人一再被他自己的一种疯狂的着魔所苦，痛苦日重。当其他人有同样的信心，但与他意见相左时，他就会怒不可遏。不同的见解使加尔文的神经突然发病。他精神上的敏感影响了身体的机能。当他受挫折时，就倒胃口，还呕吐胆汁。他的敌手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可能是最有见地的。但加尔文的着眼点并不于此，他只关心有人敢于持不同的意见，因而必然要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他们并不只是约翰。加尔文的敌人，而是整个世界和上帝自己的敌人。“嘶嘶作响的毒蛇”、“狂吠的狗”、“野兽”、“流氓”、“撒旦的爪子”——这些是这个神经质的狂人向他同时代最重要的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倾注的恶名。谁同加尔文意见不同，谁就贬低了代表“上帝的光荣”的上帝的仆人。即使那不同意见纯属学术问题，只要一发现有人敢于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有独裁思想，“基督教”就立即“受到了威胁”。就加尔文而论，他所争论的焦点是其它宗派必须认错并转到加尔文一边来。加尔文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敏锐的见解，但终这个人的一生，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却一直深信不疑：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正是由于这过分自负的自我信心，由于这预言家的自我吹捧，由于这超等的偏执狂，使得加尔文能够在实际生活中顶得住。那是一种僵化的沉着，一种冷冰冰的和非人的坚强，他在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取胜，应归于那些品质。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自我陶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对自我满足的异常限制，使得一个人在世界历史的领域里成了领袖。人民是易于接受建议的。这并不是由于容忍和正义，而只是由于偏执狂们自称他们的真理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他们自己的意志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模式。
就这样，当加尔文发现新选出的市行政会的多数派在反对他，同时却很有礼貌地恳求他，为了社会治安不要采用野蛮的威胁和开除教籍的方法，而要采纳伯尔尼宗教会议较为温和的意见时，他一点也不感震动。象加尔文那样顽固不化的人，只要涉及到要他稍作一点让步，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对这样的人妥协是不可能的。就在市行政会反对他的时候，他仍然要求其他人绝对服从他的权力，对反对他代表合法权力的造反掉以轻心。他从布道台上大喊大叫，抨击“小市行政会”，宣布：“我宁愿死去也不能把上帝的圣体扔给恶狗们吞噬”。另一个传教士在公开礼拜时宣布说，市行政会是“一群醉鬼的杂烩”，就这样，加尔文的信徒们设置了坚固的障碍向当局进行挑衅。
市行政会不能容忍如此挑衅性的对抗。但在一开始，他们仅满足于发出一个不容曲解的暗示，大意是布道台不能用于政治目的，因为那些在布道台上演讲的人们，所该做的只不过是说明上帝的旨意。但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置若罔闻。作为最后一着，行政会禁止传教士上布道台，把他们中最不服从的考陶尔德其人，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加以逮捕。这暗示教会的势力和自治城的势力之间已发生了冲突。加尔文立即应战。由他的支持者们簇拥着，他强行进入圣皮埃尔大教堂，矫健地登上被禁止的布道台的台阶。之后，各派代表们开始进入教堂，剑拔弩张。一方决心支持被禁止的传教士，另一方则阻止他发言。一场暴乱随之发生。复活节的宗教仪式几乎以屠杀而告结束。
现在市行政会已忍无可忍了。最高权力机关——两百人的大行政会召开了。他们要求开除加尔文和其他反抗行政当局的传教士。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召开。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免去那些造反的传教士们的职务，并限令他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本城，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加尔文曾咒骂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市民，驱逐他们，判决他们流放，而现在却轮到他自己了。
加尔文企图通过风潮来攫取日内瓦权力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在独裁者的一生中，挫折不过是暂时的。事实上，那样一种失败，对爬到某一授予全权高位的人，几乎是必要的。在一开始就戏剧性的失败了，那才引人注目。对主要的革命家来说，放逐、监禁、取缔，从来不会有碍他们的声望，反而对他们有所禆益。一个被群众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受到可恶制度的迫害，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想要成为领袖者所受到的考验越多，大众就越有可能把他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对于要担任领导角色的政治家来说，没有比诸如转入地下更必要了，因为短暂的不露面，会使他的形象传奇化。名声将把他的个性藏在灿烂的云彩和壮观的光环里。当他从光环中浮现时，他能够满足大众百倍的期望。不劳他采取行动，一种气氛就能够形成。正是在流亡中，许多杰出之士才赢得了权威。那是只有那些有影响的、鼓舞了信心的人们才能行使的。凯撤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的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由于本人不在，变得比他们留着更强有力。加尔文也是这样。
当驱逐批准时，加尔文的一切好象都已经完结了。他的组织被破坏，他的成果被粉碎。除了一个对强加于秩序的狂热意志的回忆和寥寥可数可以相信的朋友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正象那些在危险的时刻，具有能避免妥协，躲入暗处的人一样，他的继任者们和他的放手们，由于犯了和他过去所犯同样的错误而帮助了加尔文。当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个性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职以后，市行政当局发现，很难骗到一、二个有奴性的传教士，因为他们担心果断行动可能使他们自己失去人心。他们准备放松而不是收紧缰绳。由那样的人占领布道台，那曾经由加尔文有力推动过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于停滞，自由市民们在信仰方面混乱不堪，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被禁止的天主教会的成员重新慢慢地恢复勇气，而且努力通过精明的中间人，重新为罗马天主教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