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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对于法里尔是如此的不幸。当他偶然听到加尔文，就是那个著名的约翰·加尔文，从萨沃依动身回家，而要在日内瓦逗留一天时，他非常高兴，急忙跑到加尔文住的旅馆去拜访，请求那领导人对重建教会的工作给予忠告和帮助。虽然加尔文还没有满二十六岁，要比法里尔年轻二十岁，但是他已经有了无与抗衡的权威。加尔文是主教税吏和公证人的儿子，生于皮卡地的诺锡，在蒙田学院受过严格的教规教育（象伊拉兹马斯和洛约拉一样）。他早年打算当传教士，后来又想当律师。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在二十四岁时，因提倡路德教义而从法国亡命到巴塞尔。
大多数亡命者一离开祖国就丧失了固有的活力，但对加尔文，亡命对他反而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种形式的新教教义彼此相遇又相争。加尔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作为一个渊博的逻辑学者，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激进的理论从福音教义的核心中分离出来。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盲信者和狂热者，开始将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明斯特城再洗礼的那场可怕的悲喜剧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结束。宗教改革和它的对手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已陷入分裂为不同的宗派和以国家主义取代世界性权力的危机。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这个二十五岁的人立即认准应采取什么步骤去阻止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一定要神圣地具体化在一本书、一个图式、一个大纲上；需要有系统地阐述福音教条创造性的原则。加尔文年轻有勇，风华正茂。这一不出名的法学家和神学家从一开始就了解了这件事的必要性。当那些公认的领导人继续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坚定地着眼全面，在一年之内写出了《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义原理的书，因此成为新教的主要指导书和经典著作。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原理》可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实绩。此书不可曲解的逻辑性和坚定的建设性立即影响了加尔文的当代人。此书的质量使得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运动需要有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有另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同《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两者都总结了过去，决定性地为革命划定了最后界线；两者都为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使其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失去势头。这样，专横武断就成为教条。自主导致专政的诞生。与此同时，宗教热情也受到严重的束缚。自然，当革命一旦受到控制，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动力。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经加尔文之手所发生的。从那以后，天主教教会，作为宗教上统一的和世界范围的实休，必须同占据相同地位的新教教会相对峙。
加尔文非凡的力量表现在他从来不削减或修改他第一次所严密阐述的内容。他的书几次再版，但内容只有增添，他第一次决定性的认识从未作过任何修改。如同马克思或叔本华，年方二十五岁的他，在获得任何经验前，就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细心的考虑并得出了结论。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为他的哲学从理想世界移植到现实世界作说明。他从来不在他著作中改动一个重要的词；从来不步人后尘；从来不与敌手作任何妥协。与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协，对他或他的敌人都是徒劳的。你要么拒绝接受他，要么无保留地向他屈服。
法里尔（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法里尔的伟大）在第一次会见中就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比加尔文大得多，但是，从那天起，他就毫无保留地将他自己附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当作他的领袖和主子，他自己则是那主子的一个仆人和奴隶。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从来不敢违背他上司所说的话。在每一战斗中，在每一事件中，他都站在加尔文一边，迅速地听从加尔文的召唤，为他战斗并帮助他。法里尔是从不对加尔文提出疑问和批评、并向他提供自我牺牲服从的第一个信徒。他是一个盲信的下属，坚决主张这样做是每一个信徒至高无上的责任。只有一次，法里尔向加尔文提了要求。那是在他们刚认识时。他要求加尔文作为唯一有资格的候选人，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位置。而那主子，将以其卓越的能力将宗教改革建立起来，那是法里尔自己无能为力的。
加尔文后来透露，他长时间地、固执地拒绝答应这令人惊奇的邀请。对于那些宁愿作精神上的追随者而不愿作肉体上追随者的人们，当他们被邀请离开纯思想的圈子（只为了进入黑暗和混乱的政治现实主义的领域）时，那将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一种神秘的畏惧，片刻之间，控制了加尔文。他踌躇、动摇，说自己太年轻太没经验，他请求法里尔让他平静地留在书籍和问题的世界里。最后法里尔被这一固执地拒绝邀请的行动激怒了，他带着一种旧约先知者崇高的力量咆哮说：“你为你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辩护。我以全能的上帝名义宣告，如果你拒绝帮助上帝工作，追求尘世事务而不追随基督的话，上帝将诅咒你。”
这激动人心的呼吁，感动了加尔文并决定了他的事业。他宣称他自己准备建立日内瓦的新秩序。从前，他起草了文字和计划，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现了。这以后，他不再将自己的意志印在一本书上，他要将它强加于一城一邦了。
人民对于他们生息于此的整个历史时代，知之甚少。那些极端重要的喧嚷并不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一个时代的关键性时刻，又很少得到年代史编录者的充分注意。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读到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圣经宣讲员”，但那记录员并不费心将那个会使日内瓦名扬世界的人的名字写下来。记录秘书枯燥无味地记录了法里尔如何建议让“那高卢人”——那法国人——以传教士身份继续工作。那就够了。为什么要费脑筋，去问清楚那个人名字的正确拼写并加以记录呢？看来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不重要的决议——给那外国传教士一笔菲薄的薪水。因为日内瓦市行政会不相信这件事的重要性会超过任命一个下级官员，他将和其它任何一个小职员一样，恭顺地履行他的职责，就象一个招待员、一个乐队伴奏或一个刽子手一样。
那些尊贵的市行政委员们不学无术。在业余时间他们不读神学书，我们不能设想他们中间有任何人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如果他们是学者，肯定会警觉到他们已把教会内部的全部权力让给“那高卢人”，即那个法国传教士了。加尔文在这次会上说：“这里详细说明教会授予传教士们的权力。由于他们被任命为神之旨意的管理人和公布人，他们必须冒各种危险；必须随时迫使尘世的权贵屈膝于上帝并为上帝服务。他们毫无疑问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低贱者；他们毫无疑问要在此尘世实施上帝的意愿并摧毁撒旦的王国，保卫羊群，消灭恶狼；他们毫无疑问要告诫和指示驯服者，诅咒和消灭桀骜者。他们能张能弛；他们能挥动闪电击溃雷鸣。所有这一切均照《圣经》办事。”加尔文所说“传教士们毫无疑问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这句话，无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