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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般说来，在世俗事务上它总是替为非作歹者撑腰。
加尔文虽然被人攻击为冷酷无情，但他很明白只有一件事能救他，那就是更无情地使用武力。在历史上我们一再发现规律的运用：无论谁诉诸武力一定得干到底；无论谁建立了一个恐怖统治一定得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在审判塞维特斯时或是以后，对加尔文反抗只会使他更加坚信，作为握有全权的统治者，残暴地镇压、无休止地恫吓敌手、无情地扑灭任何反抗，是巩固极权主义权力的唯一方法。从一开始，加尔文就热中于控制共和主义少数派的投票而使日内瓦市行政会陷于瘫痪。在该团体逐次开会席位中，那些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依靠加尔文的来自法国避难的新教教徒，都被批准给予日内瓦公民权，从而有投票权。于是市行政会就按照加尔文的意见行事。他的信徒塞满了公职的位置。共和派的影响逐渐被暗中破坏掉。虽然，老派的日内瓦爱国人士，即那些曾经为日内瓦的自由流过血的民主派人，很快就觉察到那些外国人是有组织地推荐上的，但他们的不安为时已晚了。他们秘密集会讨论，怎样从清教徒的控制下挽救那残存的最后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越来越紧张。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频繁在街头吵架。虽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严重，只有两人被石子击伤。
加尔文可只等待有一个借口。他现在能够进行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了。这些小口角被扩大为一个“可怕的阴谋”，据说“只是由于上帝的恩惠”它才得以挫败。独裁者的镇压一次接一次。共和派的头头被逮捕（其实他们跟闹事全然无关）、被逼供、直到独裁者取得了他所需的证据。“证据”表明，他的反对派正计划一次大屠杀，加尔文和他的支持者们将被杀害，而外国军队将进入该城。这一所谓阴谋的“坦白交待书”是用残暴的酷刑逼供取得的。“通敌、既已“证实”，刽子手就可以动手了，所有（即使在极细微的事上）反对加尔文的人都要被处死。只有那些逃出日内瓦的人才能幸免。当“正义”完成时，全城留下的唯一政党是加尔文的私党。
清洗了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后，加尔文该高枕无忧因而宽宏大量了吧。但是自从修昔的底斯、色诺芬、波卢塔克以来，所有历史和传记的读者们都知道，胜利的政治寡头们势必更加严酷。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厕身于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么，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为一个烦恼的来源。现在加尔文已除掉了他所有的政敌，只剩下了一个人。那神权执行者的仇恨，就激化集中于这一人。这人就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但是要对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有效的猛攻也非易事。除非引诱他打破那谨慎的沉默而开口。卡斯特利奥厌倦公开争吵。伊拉兹马斯型的人道主义者很少是持久的斗士。党徒们不断地围猎叛教者，他们的惯伎对人道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不齿于学者的卑鄙行为。在表明了真理之后，人道主义者认为再反复表示抗议就是多余的了。他们很少是宣传家。在塞维特斯案件中，卡斯特利奥已畅所欲言。他尽其可能地为纪念那西班牙的烈士辩护，他对用暴力压制道德的谴责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有力。但是时机对他不利，他肯定看到暴力仍将无限期地掌权。因此他决定等待，直到在得到较有利的赞助时，重新开展宽容和不宽容之间的斗争。他虽失望但百折不回，于是又回到学术研究上去。巴塞尔大学最后任命他为教授，他几乎完成了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没有撰写过论战文章。
但加尔文和日内瓦人从谍报人员那里探得，卡斯特利奥在大学里，在亲近的朋友圈子中，继续散播人道主义的观点。虽然他的双手被束缚住了，他仍能自由发言。那些主张不宽容的“十字军”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他反对宿命论教义的无可辩驳的论证。“十字军”们不禁恼怒万分。大凡一个人只要在道德上占优势，就能发挥力量和影响。因为他的精髓能在无穷的空间扩散，他信念的散播宛如投石于河引起万千波纹。因为卡斯特利奥不肯屈服，因此必须粉碎他。于是设置了一个圈套，引诱他回到“异端”的战场上来。他大学里的一个同事被物色出来，此人愿意干挑衅的勾当。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信，用含蓄的措词表示他的问题纯然是神学上的。他要求卡斯特利奥就宿命论教义发表自己的看法。卡斯特利奥同意进行一次公开辩论，但他还来不及开口，听众中就有人站起来诅咒他是异端。卡斯特利奥很快就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不为自己辩护以免落人陷阱而授人以柄。他停止了讨论，他大学里的同事不同意进一步迫害他。然而日内瓦仍不甘心。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接着几次挑战要求公开辩论，卡斯特利奥不加理睬。到处流传着谣言和小册子，企图逼卡斯特利奥摊牌。他的敌人们嘲弄他翻译的《圣经》，谴责他是匿名诽谤信的作者，极为可憎的中伤广为传播。就好象一声令下，反对他的风暴就从各个角落拔地而起。
狂热者的肆虐无孔不入。这一点，不抱偏见的人道主义者都能看清了，肯定有人打算加害这位卓越的虔诚的学者的肉体和生命，现在他已被剥夺了发言权。恶毒的迫害也使他赢得了很多友好的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的老前辈梅兰克森引人注目地成了卡斯特利奥的支持者。正象早期的伊拉兹马斯一样，梅兰克森现在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厌恶。对这些人来说，生命的意义不是建立在和解上而建立在争吵上。梅兰克森写给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一封信，信上说：“以后因工作过多，我将不跟你通信了。我缄口不言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感遗憾看到，在那些聪明而高尚的朋友们中间我是何等严重地被误解。然而我对大作的风格的估价永远是非常高的。我的这封信是为了明确转达我的全面赞同和证明我最真挚的同情。我相信我们将团结在永恒的友谊上。
“你正当的控诉，不仅针对着主要的分歧意见，同时也针对着那野蛮残暴的行为。某些人以此攻击真理的朋友，这加剧了我的忧虑，使我不断地感到苦恼。根据古老的传说，巨人是从泰坦族的血中兴起的。同时，企图统治朝廷、家庭和群氓的诡辩家们认为学者们是实现他们目标的障碍，他们是从僧侣的种子里长出来的。但是上帝知道该怎样保护他残余的羊群。
“我们一定要象先哲们一样忍受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事物。我发现年龄对我的痛苦是一种缓解。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进入夭国之堂，远离如此残忍地搅乱尘世教堂愤怒的风暴。如果我活着，我将乐于同你讨论许多事情。再见。”
梅兰克森在上面那封写给卡斯特利奥的信里，希望他的信（很快就成为无数流传的手抄本）能对保护卡斯特利奥有所帮助，并尽其所能地警告加尔文，要他停止疯狂地迫害那伟大的学者。梅兰克森对此事的重视无疑地影响了整个人道主义世界，甚至连加尔文的一些老朋友也劝他讲和。例如，有名的学者和神学家弗朗西俄斯·鲍德温在写给日内瓦的信中说：“梅兰克森关心你们迫害此人而感痛苦。梅兰克森完全不赞同你的种种谬论。这些，你们该清楚了吧！你们继续不断地把卡斯特利奥描写为撒旦第二，与此同时却把梅兰克森尊为一个天使，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然而，要想教育或者满足一个狂热之徒，那是徒劳的。奇怪（或合乎逻辑）之极，梅兰克森的信对加尔文起了相反的作用。后者反对卡斯特利奥的基本态度因梅兰克森的支持而加强。加尔文深知这些主张和平的学者们对他的军事独裁的威胁，要比洛约拉和耶稣会的成员们更为危险。那些敌对的团体，只不过教条对教条，言论对言论，教义对教义。而卡斯特利奥要求的则是自由。加尔文认为，这些攻击是对他的个人行为基本原则的攻击，对一元化权威等概念的攻击，以及对正统的实质性的攻击。一旦发生冲突，司令部内和平主义者比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