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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言论发表得已太迟了。在大张挞伐之前，辩论业已开始。当第一本书运到日内瓦时，愤怒就象火山那样喷发了。什么？难道真有人要把人道置于教规之上吗？对于那些怀有邪恶目的的人，难道可以不迅速地将其送上火刑柱，还要温和地、以兄弟般的态度待之以礼吗？难道可以允许基督教徒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圣经》，而不是将这一特权留给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吗？对教会（加尔文自然而然地把这看作是他自己的教会）来说，这大概是最严重的危机了。一声令下，日内瓦同声喊出了“异端！”人们呼喊着：“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而其中，尤为危险的是“比利斯主义者”异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信仰问题上，“比利斯主义者”就象征着宗教宽容的教义。这个词是根据书的署名作者马丁努斯。比利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创造出来的。“地狱之火在地球的表面蔓延开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将其扑灭。”特·贝齐写到这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宽容要求时愤怒而疯狂。他说：“自从基督的世界诞生以来，从未听说过此等丑事。”
日内瓦召开了战时政务会。是否应对卡斯特利奥的攻击作出回答？兹温格利的继承人，布林格（日内瓦人如此急切地求他迅速地禁止那书）从苏黎世写来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要旨是，除非大张挞伐地进行镇压，否则事情就会很快地被遗忘。最好是对此置之不理。加尔文在新近的尝试中并不很成功，所以他宁愿谨慎地留在幕后。他让他的一位年青的信徒西奥多·特·贝齐去干从神学方面进行鼓动一类的事情。贝齐，因对“恶魔似的”教义的宽容政策进行有力的、压倒之势的猛烈攻击，而得到了那独裁者的欢心。
总的来说，西奥多·特·贝齐是一个虔诚而公正的人，他多年来对加尔文忠心耿耿就是为了得到在适当时候继任他的上司这一酬报。他极端仇视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气，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加尔文（奴性往往超过创造精神）。他发表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言论，从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恶的荣耀者”的名声。“良心的自由是恶魔的教条。”要消灭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剑去摧毁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独立思想的人们。特·贝齐宣称：“无论怎样残酷，暴政总比让人随心所欲好……异端不应受到惩罚的论点，和杀长弑母不应处死的论点同样地荒谬。因为异端之罪千倍于杀长弑母。”读者可以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中判断出这一小册子在对“比利斯主义”的讨伐中已堕落到何等残忍和愚蠢的地步！什么？难道要按“伪装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们以人道吗？不，教规第一，人道第二。教义现正处于危险存亡之秋，作为宗教领袖，绝对不可让步而鼓励仁慈。因为这种仁慈将是“恶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这儿（不是最后一次），我们遇上了好战的理论——“残酷的人道”。特·贝齐说，人道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因为人类只能通过钢铁一般的教规和毫不宽容的严格，才能走向理论上的目的。“我们不能宽容那几条贪食的狼，除非我们准备飨它们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实为残酷是最可耻的。”就这样，特·贝齐狂热地执意要消灭比利斯主义者，他继续恳求当局“用道德的利剑打击他们”。
卡斯特利奥富于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声祷告，祈求最终结束这一兽性的屠杀，现在，日内瓦的那位牧师受仇恨的驱使（其认真程度不亚于卡斯特利奥的同情心），恳求那同一个上帝让屠杀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并赐予基督教的领袖们以宽宏大量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去灭绝那群乌合之众。”然而，即使是那样的杀戮灭绝了他们，也不能满足特·贝齐的复仇欲望。异端不仅要被处死，而且在处死他们时一定要尽可能地缓慢，使他们感到痛苦。他用虔诚的呼喊预先为每一种难以想象的折磨辩护：“如果要按照他们犯罪的程度加以惩罚的话，我认为很难找到一种恰如其分处死的方式来严惩他们所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无论谁，读到如此为神圣的恐怖而辩护的赞歌、为野蛮行为而辩护的残酷论点时，都会感到恶心。但我们还是得把它们牢记在心吧，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新教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任凭自己让日内瓦人的仇恨和狂热所驱赶，去建立一个新宗教法庭；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到那些有思想的人们在向这些疯狂挑衅对是何等的勇敢，为了宗教宽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冒了何等大的风险。贝齐在进行大肆诽谤的同时又提出要求说，为了挫败宗教宽容这一可怕的思想，从此以后一定要把这一教义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比利斯主义”的辩护人都当作“基督教的敌人”来对待，因此要把他们当作异端活活烧死。“对他们个人，我们应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点来教训他们，无神论者和异端必须由地方当局惩处。”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奥和他的朋友们必然知道，如果他们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继续为象塞维特斯那样的歹徒辩护的话，等着他们的将是什么。特·贝齐使他们明白了即使杜撰一个印刷地点和一个化名也不能使他们免于受迫害。“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你的意图是什么……我警告你们时间还来得及，你们——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们全体。”
仅从表面看来，特·贝齐的文章不过是学究式争论的一篇来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胁性言论却显示了它的实际意义。争取精神自由的卫道士们最后终于认识到，每一次他们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们的生命投入危险之中。特·贝齐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义者”的领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会轻率从事，于是谴责后者是胆小鬼。这位日内瓦的牧师轻蔑地写道：“他这个人在其它方面是如此的勇敢，说了那么多同情和仁慈的话，就象这本书上所表现的那样，但他却是一个胆小鬼，因为他只敢戴上面具之后才把头伸出来。”写这段话的人也许是希望卡斯特利奥会接受警告，谨慎地躲到幕后去；也许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奥会自行暴露。但不管怎么样，卡斯特利奥迅即应战了。事实证明，那日内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义，并系统地将它付诸实践。这一事实迫使卡斯特利奥（虽然是一个狂热的爱好和平者）公开宣战。他看到决定性的时刻业已开始。虽然米圭尔·塞维特斯已经死了，但除非把对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上诉，那第一次火刑的烬余木头将会被用来烧死上百个，不，上千个同样的人们。原来不过是一次孤立行动的谋杀，将会僵化成为一个原则。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学术研究，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他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虽然这一“答加尔文书”主要针对一个人，但是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却证明这是一篇闻所未闻的、最光彩夺目的檄文。它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
年复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仇敌的为人，也越来越熟悉了他的手段。加尔文善于把对他个人的每一次攻击，都转化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攻击。因此，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的一开头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谴责米圭尔·塞维特斯的观点，也不建议对宗教上的和注释方面的问题作出任何形式的判决，他只是对那个人，约翰·加尔文提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