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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自行车不小心撞在这个旅长的吉普车上，碎玻璃划破旅长的脸，他火冒三丈，硬是给我父亲派个日本奸细罪名，开枪将父亲打死。埋葬了父亲，我就找他报仇。日本人从满洲里开到吉林，那伙军阀逃到了关内，他们口口声声抗日，日本人就在关外，而你们却跑到关里。那时我报仇心切，一怒之下就投了日本人。我断定日本人迟早要打进关内，我就可以借助日本人找那个狗日的旅长报仇。父亲的奸细罪名是强加给他的，我的这顶汉奸帽子是自己扣在头上的……”
年青觉得从卜乃堂嘴里讲出来的事情总是那么不可捉摸，似是而非。她觉得他是个怪人，神经兮兮。
她说：“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呢？只是告诉我你当汉奸当得很合理？”
“不是。”
“那是什么？”
卜乃堂直直地盯着牟青：“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坏人……”
牟青一怔：你这话又奇怪，你要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卜乃堂说，“你，你占了我的心……”
牟青惊讶不已。她向卜乃堂望去，忽然觉得他的模样很怪异，他的眼珠几乎瞪出了眼眶，就像手术台上将死的病人努力向世界投最后一瞥。她觉得可怕极了。
“你，你是个不平凡的女子，”卜乃堂说，“在苏家泊头次见到你，我一眼就看出你的……不凡，唉，你看我又用了不凡这字眼，男人对他倾慕的女人总是不知该怎样形容……”
牟青总算明白自己面临着什么了，顿时一股恼恨升上心头，她不能容忍这个真本实料汉奸如此亵渎自己。她愤愤说：“我不要再听你说什么啦，你走吧！”
卜乃堂不动身。
“走吧，以后不要再来。”牟青说。
卜乃堂抬头看看牟青，不无怨恨地说：“你，你嫌弃我给日本人做事，可你丈夫不也同样吗？”
牟青一下子呆了。
“我丈夫和你一样？”她像问卜乃堂，又像自问。
“就是。”卜乃堂又说。
“你胡说！”牟青几乎在吼，“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是心甘情愿给日本人干事，我们……是被迫的，这个你清楚的……”
看来卜乃堂执意要将自己和牟青还有她的丈夫苏原绑在一起，这样才能和他们的“地位”摆平。他说：“自愿也好，被迫也好，其实是没区别的，麦季清乡后，抗日队伍已将苏医生列入汉奸的行列了……”
牟青哭了，哭得很厉害。卜乃堂的话戳在她的心窝上，她边哭边嚷：“我们不是汉奸，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要逃的，我们迟早要逃出去的……”
卜乃堂很后悔不该将话说得太重，同时也清楚今晚不会再有进展了，送起身恋恋不舍走出这“不凡”女人的家。
回到高田军医的住处，高田开始对苏原讲述。他说：“我将这种从刑场上秘密抢救中国人生命的试验定名为‘生命通道’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当前提为胸部枪杀时，为子弹提供一条不会致人于死地的安全通道。然后进行抢救。我不知道当今世界有没有另外一位医生从事这项研究，而我对这一计划进行研究是纯偶然的。那是到中国战场不久，一次，我所在的通化混成第一宪兵队在临江县抓到十几名抗日游击队员，稍事审讯便执行了枪决。那是一个黄昏时分，宪兵枪手杀了人便撤回了营房，第二天天亮掩埋时却发现少了一具尸体。报告给宪兵队古川队长，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军佐闻听火冒三丈，立刻命令部下全力搜索这个竟然能从他枪口下逃生的中国人，宪兵找到一行由刑场通向外面的血迹，还有人爬行留下的痕迹，便断定是那个中国人留下来的。宪兵循着清晰可辩的标记向前追踪，大约追出三、四里路光景，发现那个逃出的人躺在地上，已经死了，身边注了一大摊血。也许宪兵们出于‘交差’的考虑，将这具尸体运了回来，撂在宪兵队院内。我就是这时候看见的这个中国人，他看上去很年轻，脸上还没长出胡须。他身上的衣裳已被血浸透，左胸的枪击日清晰可见，形如一朵紫鸡冠花。大概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能思维，我头脑中立刻跳出一个疑问：这个年轻中国人为什么遭枪杀却没有立即死去？是他有一颗特别强健的心脏，还是子弹压根儿就没将他的心脏击穿？反正二者必居其一。这一想法使我自己的心脏激烈跳动起来。尽管那时我还不十分明确以后我将有什么目标，可于直觉中，我感到遇上了一个非常奇妙而重大的研究课题。我决定开始行动。我去请示古川队长，说我要对这个中国人进行医学解剖，找到这个中国人迟死的原因，以防止今后有类似事故的发生。‘事故’是一个古怪字眼，医生没能将人救活可称其为事故，而一个刽子手没能将人一下子杀死也同样可称其为事故。后来我想肯定是这个古怪的字眼损害了古川队长的自尊心，所以才那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将这个中国人尸体搬到我的手术室里，开始进行解剖。我不许任何人留在我身旁。我先向这个死去的中国战士深鞠三个躬，这是替我罪孽深重的国家向死难的中国人谢罪，也是为我自己又将令他再受创伤而深表歉意。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下进行完解剖过程。解剖结果证实了我判断的后者：子弹没有击中心脏，子弹擦着心脏下沿飞出体外，就是说这个中国战士没立即死去是由于枪手射击的偏差。他最终死于失血过多。这个结果十分奇妙地使我产生出另外一种联想：假若当时能立即将他从刑场上撤出并进行抢救，这不就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了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由此再进行一种反向思维：如果事先能给出射手一个错误的导向，使其射出的子弹小心翼翼的躲过心脏去，那么这种拯救生命的行为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这一思维便是我的‘生命通道’计划于理论上的开端。这一计划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找到这条神奇的安全通道，二是对抢救出来的人进行有效的止血以及止血之后全部恢复治疗。相比之下，对前者的探寻重要而艰巨，因为即使这条通道事实上存在着那必定是十分狭窄，除却要避过心脏还须避过左胸其他重要器官。另外，子弹的入口在前胸或后背这两种情况又会致使这条通道发生相应的‘位移’，只要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便不会成功。当然只要在理论上能得出一种肯定的指示，那么在实践中经不断的探究，终会取得成果。这次解剖使我的‘生命通道’计划诞生于胸。我向古川报告，说我找到了‘原因’，我说当于弹射入人体后，并非是沿直线向前穿行，而是一条向上弯曲的弧线，子弹就有可能绕过心脏去。这个逃走的中国人便是出现这种情况。为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则须对通常的射击点进行修正，向下压低。无知的古川竟相信了我的话，问我可做怎样的修正。我告诉他可事先在人犯的后背上标出经过修正的人射点位，枪手瞄准此点位射击便可。古川遂表示以后处决人犯先由我做出标记。宪兵队枪杀中国人是家常便饭，抓到人随便给个罪名便拉去枪决。说句残酷的话就是，我便有了许多的试验机会。为此我内心感到十分痛苦，每当我站在被杀者身后为其描划标记时，便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祈求上苍能让我标出一条正确的可让我的中国兄弟免于一死的通道。每次枪响，我的心便是一阵狂乱的颤栗，犹如我自已被击中那般。我快步奔向倒于血泊中的中国兄弟身旁，检查他们是死是活，倘有一息尚存，我便以进行解剖为名，将其抢出刑场。在手术室里我精心进行‘生命通道’计划的第二步行动，为幸存者包扎止血，倾尽全力将我的中国兄弟从死神手中拯救回来。说到这里，我断定你心里会产生诸多疑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很清楚实施这项计划将面对重重困难，比如怎样掩人耳目，不使人产生怀疑；怎样将救活的人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送走……总之，一切的一切俱难以想象。然而世上的许多事物都相辅相承，只就‘生命通道’计划而言，对我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对古川还有现在的北野这样的法西斯分子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大日本国皇军军医竟敢背叛天皇，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中国人效力，而且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这正应你们中国一句叫做‘灯下黑’的话，同样，大日本帝国太阳旗下也是黑着的，我就是在这‘太阳’的黑影下实施着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