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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天，首先看到的是四类分子劳改队的人全都被剃了“阴阳头”，实在过于怪异，不是剃光，而是东留一绺，西留一撮，坑坑洼洼、长长短短，这叫“牛鬼蛇神头”。我们很庆幸，大概对我们的政策与四类分子不同，没把我们剃成那副德性，那种侮辱，作为一个人，是无法忍受的啊！当时我们对红卫兵造反的情况一无所知。还寄希望于什么政策，这不瞎掰么？
八月中旬，正要出工，忽见门口贴出一张大告示，勒令我们四点前立即将狗头剃光，否则“格杀勿论”。这下儿可全懵了。但依然抱有幻想，组长跑到管理人员那里问是否要听红卫兵的命令剃头？管理人员竟反问：“你们说呢？”这还用说么？剃！“臭老九”总是能找到解脱自尊心受辱的理由，有人便说，这是红卫兵对我们的宽大，剃光总比四类分子的“阴阳头”体面多了。可是一百多人，只有三个推子，一个小时如何剃得完？于是，剪子、刮刀、剃须刀、推子，凡能将头发彻底消灭的工具全都用了。都是狗头，也没那么讲究，“格杀”都“勿论”了，“格剃”还论什么！神速，不到四点，全光！只有邮电学院的一个小子，牛×！坚决不剃。他认为这是侮辱，人身侮辱！士可杀而不可辱！好像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侮辱”似的。对红卫兵的宽大毫不感恩，结果被红卫兵打得鲜血淋漓脑袋开花，并按四类分子标准剃了“阴阳头”。
这本来是件很悲惨的事，可最不可思议、最让人奇怪的是，剃了头的诸君坐在屋里等红卫兵揪斗，瞪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突然都大笑起来。我也笑得肚子疼，这种笑是非常反动的，若被红卫兵看见那是定要“格杀”的，都知道这“笑”的危险性，可谁都忍不住，有捂住嘴的、有低着脸的、有扭着头的，只是笑。我居然想到很多文艺作品描写的悲惨场面：哭、悲痛、撕心裂肺，都不对了，应该笑！你不笑因为你未身临其境，“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一声断喝，我们被红卫兵押到大礼堂前的小广场上。都不笑了，因为我们身上立即溅满同伴的鲜血，于是罚跪、挂牌子、游街。这游街只在书中看过，那是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却不知游街竟如此难过，没点儿功夫还真不行。九十度弯腰前行，最要命的是还要双臂举起前伸，这很难过，不信您现在就试试，看能坚持几分钟？也许看到这里您出于好奇真就试上了，体验一下，怎么样？……您坚持了多久？街两旁全是手持棍棒皮鞭的红卫兵，而且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后来才知道，总部有令，如有反抗立即枪杀。
我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而且专门往水洼、泥地里赶。只听见混乱的谩骂声和吆喝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劈劈啪啪”的抽打声，听到最多的喊声则是：“妈了个×！把胳膊伸直！”没错儿，两臂伸直太难了，我已经坚持不住了，可我深知把两臂放下来的后果。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把两手放在前面那人撅着的屁股上？这么混乱的场面，总不会被发现吧？我快走两步，把疲劳到极限的双臂搭在前面的屁股上，那叫舒坦，那叫痛快，假如当时有人问我：“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什么？”我一定回答：“把双手放在前面的屁股上”。大约也就十几秒钟，我的不轨行为被发现了，随着一声：“×你妈的俩手往哪儿搁？！”一棍抡下，疼得我忙把手缩回，可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第二棍狠狠抡在了前面的屁股上，我很内疚，真不是故意的，叫他挨了一棍，后来很想向他道歉，但始终没弄清那是谁的屁股。
当时的游街队伍已没有队形，混乱不堪。可就那十几秒钟救了我，使我一直坚持到游斗完。我们被赶回监舍，刚一进屋，砖头、石块儿立即从门、从窗户雨点般地飞进来，伴随着男男女女红卫兵的不堪入耳的愤怒的脏话。谁也不敢抬头，只听见被打的“哎哟”声，我站在双层床的一侧，一块砖头狠狠地打在床柱上，距离我的鼻子一寸，床柱上立即有了一个坑，若打在我头上，也就“格杀勿论”了。我们无一人反抗，哪怕是稍稍的反抗，没有。
第二天斗四类分子，我们全体被拉去陪斗。我们被放走时，我第一次领略了“吓得腿肚子朝前”的滋味儿。有了这一连串的惊吓和受辱，才有了我后面的自杀，咱们还是另起一段吧。
对于劳改犯来说，劳动只是手段，其惟一的目的是“认罪服罪”，我没认真统计过，五年中我写的“认罪服罪书”少说也有上百万字吧，我完好地保留至今。“平反”时发还给我，没舍得烧。“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嘛，这好像是列宁同志说的。对于劳改犯来说，管理人员最怕的是什么呢？翻案！你一翻案就是说你不是反革命，那管理组就错了，把你定成反革命的原单位也错了，那就是“党”错了，你想想“党”能错吗？所以“认罪服罪”是首要！其他如不好好劳动，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打兔子吃刺猬等等，那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犯人的“翻案思想”稍稍有点风吹草动，蛛丝马迹，那就是塌天之祸，就要全体总动员，严批狠斗。不但叫你体无完肤，也是杀鸡给猴儿看。
“文革”之风刚刚吹来，监舍之中立即人心浮动，因为把我们定成反革命的直接下令者，是当时市委某负责人，他被揪出来了，他是反革命，那我们就不应该是，总不会敌人把敌人揪出来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于是翻案思想泛滥。结果一个个翻案者被揪了出来，那种惨不忍睹的批斗，令人胆寒。我不止一次地警告自己，千万别走这一步，那将是灭顶之灾。可事实上，有些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您读过雨果“同志”的《悲惨世界》吗？冉阿让明知再隐忍一下便可被释放，但他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狼，只要看见一点儿亮光就要越狱，就想逃出去，狼性。我也不例外，我看到了一线亮光。
其实，我当时翻案之心已死。当那一轮对翻案者的残酷批斗后，大概是为了消灭犯人的翻案幻想，管理人员宣布说，当时市委有些人把我们揪出来是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是在大学生中选出一批反革命的精兵强将，放在了劳改农场监护起来，作为反革命的别动队，随时准备利用这批力量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这才知道不是敌人揪敌人，而是敌人在保护敌人。没想到我们还如此受领导人的重视，这么有用，能不受宠若惊？既然如此，你还翻他妈什么案？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啊。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每个犯人所在的原学校又都揪出无数的反革命，凡曾与我们有关联的人都难幸免，于是每天都有人来我们劳改队找犯人外调。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所在的电影学院造反派“井冈山”的革命领导前来找我外调了，令我瞠目的是，同行的三人竟是原来和我一起打成“反动集团”的成员，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只受了“警告”或“记过”处分，只有我是反动资本家而一人入狱。
我本以为他们也难逃此劫，早被揪斗了，哪知他们都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原来所定的“错误”，却变成了向黑党委斗争的英雄事迹！
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呢？咱们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他们说了，我不一样，我是残酷迫害工农子弟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是罪不容诛的反革命分子。班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动集团，只有我一人是反动的，当然也还有反动同伙，那就是我和两位班主任田风和汪岁寒，我们三人勾结在一起，残酷排挤、迫害工农子弟，施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在班上复辟了资本主义！必须交代如何陷害的工农子弟，把那些诬蔑工农子弟的不实之词全部翻案，重新交代我们三人反党罪行的巨大阴谋。而且给我规定了一二三四等具体罪行。
他们声色俱厉，我低头不语，没这个道理吧？太不合情理了嘛！要翻案大家一起翻，玩儿这种舍车保帅的把戏，太不仗义，太不光明正大了吧！他们又说你必须重新交代，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否则你也知道红卫兵不是好惹的。我当然知道不是好惹的，我早见识过了。
我很讨厌威胁，可我是个软蛋，当然不想惹红卫兵。我不知电影学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肯定造反了，但对立面的红卫兵肯定揪住他们曾是反动集团成员不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