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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一天在长安大戏院上演马、谭、张、裘的《龙凤呈祥》，长礼只演戏不多的诸葛亮。
在家吃完饭临出门儿前，我和我妈说我今儿坐头一排，您在家里听收音机吧，您能听见我叫好。果然，散戏回来，我妈说听见我喊了，“就数你嗓门儿大。”我很得意，我妈又问：“演诸葛亮的是个什么角儿，一出来那么多人喊‘好’？”我说是马长礼，我妈说这人没听说过呀？我说我们一帮哥们儿正捧他呢，他准红！
戏一演完，每次谢幕我们全体都要拥到台前不住地叫好，直到主角儿把头掭了才作罢。
有一次我们忽发奇想，要捧裘先生的琴师汪本贞，绰号“小蘑菇”。那天是裘盛戎的《鱼藏剑》，谢幕时，头都掭了，我们开始齐声大叫：“汪本贞！你快出来！”“小蘑菇！你快出来！”这在京剧谢幕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汪先生早夹着胡琴走了，管事的又把他追了回来。他夹着胡琴神情惶惑地走出来，口中喃喃地说：“谁呀，这是？”我们雷鸣般地鼓掌叫“好！”
我们这帮人看戏，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对演员的崇拜是不可动摇的。一九五七年戏曲界划了一批右派，叶盛兰先生也未幸免。当时杜近芳从国外归来“贴”演《拾玉镯》（是在国外得了奖），前边垫戏是叶先生的《辕门射戟》，这不欺侮人吗？我们那天去了有三十多人，全在休息室聊天等候，前边儿的戏不看。叶先生出场，“射戟”一上，我们三十多人突然拥进场内，惹得观众都抻着脖子看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叶先生一出场，轰鸣般地叫“好”，此后是一句一个“好”。戏一完，三十多人立即起堂撤出剧场，下边的戏不看了，又惹得观众都看我们。倒不是对杜近芳有意见，对她我们同样崇拜，只是想为叶先生拔闯，谁叫你把他划成右派呢！全体跑到剧场门口等叶先生卸了装出来。刚一露面，全体大喊：“叶先生好！”吓得叶盛兰低着头匆匆跑了。这就是戏迷！
第七节
我第一次听程砚秋先生的《荒山泪》，听傻了！一连三天迷迷瞪瞪，吃饭、睡觉、骑车、上课，脑子里全是程先生的腔和旋律，方知什么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一九五六年，程先生去世，我悲痛欲绝，一天没吃饭。我给程先生带了三天孝，一到学校同学们问我你们家谁死了，我说你们家才死人了呢！问我给谁戴孝？我说程砚秋。又问程砚秋是我们家什么人？我说不认识。夜里我妈端着饭碗说：“吃饭吧，宝，吃两口，程砚秋死了你干嘛不吃饭啊？”我心里堵得慌，吃得下去吗我？这就是戏迷！
崇拜一个演员，就是演员的缺点也不许别人说。有一次在民主剧场看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的《二进宫》，徐延昭唱“说什么……”时，谭先生站在一边没事，突然用拇指摁着鼻孔左右开弓擤了两下鼻涕，我旁边坐着一位解放军叔叔，惊讶地问我：“这是谭富英？”我说是，他说：“谭富英怎么还擤鼻涕？”我没好气儿地说：“怎么了？谭富英就不许擤鼻涕？”吓得解放军叔叔不敢再问了。
谭先生晚年唱戏确实不太认真，每场只要把该要的“好”铆足了劲要下来就行了，其他的就稀松平常了，我们照样崇拜，就听那几句就值了，没白来，其他不要紧的地方铆足了劲又怎么样？这就叫连谭先生的缺点一块儿爱，中国不就这么一个谭老板嘛！当然，也有翻车的时候。一次在中和戏院听马连良、马富禄、罗蕙兰的《审头刺汤》，这戏必须内行听。全剧马连良除了“大炮一响人头落……”两句唱以外，全是白口，外行自然听个云里雾里，那天也怪了，怎么也叫不起“好”来。原来以为下面全是外行，戏越唱越水，马富禄唱到“刺勤”一场一起“扑灯蛾”，简直就是吊儿郎当了，谁知那天下面净是内行，戏一完全跑到售票处要求退票，群情激愤，直到剧团管事的出面赔礼道歉才平息下去。那天我们一帮哥们儿只站在旁边看热闹，没加入起哄的行列，我们从来不哄角儿，更何况我与马先生私交甚厚。
光看戏不成，真要过瘾得“票戏”。票友票戏真是五花八门。天津有位哥们儿有一张祖传的大锣，音儿好，每去听戏，必夹着锣去后台，求打锣的师傅用他的锣。师傅一敲果然不同凡响，留下了。他下台一坐，不是听戏，光闭着眼听锣，大锣一敲他便闭着眼大喊：“好锣！”这也是戏迷，专门儿票锣。我从中学开始票戏，拜了师，一位是北京五中的美术老师、侯喜瑞大师的徒弟冯景昶。
一九五七年在中和戏院听侯老的《战宛城》，冯师特别带我到后台拜见了师爷爷侯老。还有一位是北京一中图书馆的老师何少武，学的是花脸。可我什么都唱，票友，玩儿嘛！“生”，我唱过《凤还巢》；“净”，我唱过《姚期》；“末”，我唱过《捉放曹》；“丑”，我唱过刘媒婆，好玩儿。
第八节
那时我家有钱，一台戏租戏箱（都在“三义永”租）四十元，若加靠加蟒，再加八元；租场面二十元，租剧场（一般在猪市大街弓弦胡同礼堂）三十元；再加上茶、烟、点心、水果差不多得一百元，我先垫上。卖票三毛、两毛、一毛，一场下来可卖一百一十元左右，多出十元吧。演完戏我拿这一百一十元请全体参加演出者和帮忙的人到饭馆撮一顿，所以大家都愿意跟我票戏。每场戏我至少买五十张票，撒给朋友，这叫“红票”，剧场内各个部位都有我的人给我叫“好”，自然是“好”声不断，那是什么劲头！还拍了不少戏装照，可惜“文革”中全毁了。
九十年代初，北京京剧院的孟俊泉先生，还亲自给我勾脸，特意带师傅到我家来为我拍戏装照“姚期”和“诸葛亮”。进了电影学院我还演过《女起解》（崇公道）、《扯旨》（牛皋）、《打渔杀家》（肖恩），只是长相难了点儿，没唱过旦角儿。我还写过两个活报剧形式的京剧剧本，一是《金龙纸虎斗》，剧本早已不知去向。谁知二000年记者采访我的一位同学，居然拿出了他保留了三十多年的这个剧本，使我喜出望外；另一个是《打鬼》，是在“有鬼无害论”时写的。
为了上台票戏就得练功。我家里，水纱网子，靴子髯口，马鞭把子，什么都有。唱片成了堆。每天拉胡琴，天不亮就到筒子河边喊嗓儿，夜里在院子里耗山膀、下腰、劈叉、打飞脚，可是下了不少功夫。要不是家里拦着，我非“下海”不可。我妈妈警惕性极高，小时候郝寿臣先生（北京戏校校长）住得离我家很近，知道了我，曾找来要我进戏校，被我妈严词拒绝。中学时我已是东城“名票”了，唐远之先生又带我去见欧阳予倩，劝我“下海”，回家一说被我妈妈劈头盖脸臭骂一顿。我立志要娶一个唱京戏的女人做老婆，也怪了，我的太太柳格格正是山东艺校毕业，唱花旦的，只是改了行搞影视了，也算如愿以偿啊。试想，和一个不喜欢京剧的人结婚过一辈子，那得多痛苦！
除了买票、听戏、票戏以外，戏迷的另一大爱好就是攒“戏报子”，现在叫节目单。这里边的乐儿可大了。十几年间，我攒的“戏报子”再加上我养父从民国时留下的，足足有一大箱子了。一张杨小楼、郝寿臣的《甘宁百骑劫魏营》，叫多少戏迷看得直流哈喇子！每到星期天，吃过午饭我就要把“戏报子”取出摆好，床上床下、沙发、地毯，简直是铺天盖地。戏迷们来了，一个个都夹着一摞“戏报子”，我家便成了“戏报子”的交易市场，讨价还价互补有无。比如这两张换你一张，这一张换你三张。有个小子看中了我收藏的三十年代赈灾义演的戏单，那是以梅兰芳先生领衔的演出。我有两张，他拿出三张我没有的来换；可那三张很多人都有，不稀罕，我找谁都要得来。又拿五张都是大路货，我拒绝，他愤怒地走了。
第九节
过了没几天，我去圆恩寺影剧院看戏，是谭富英的《桑园会》、裘盛戎的《牧虎关》，那时节目单都放在剧场前厅一进门迎面的桌子上，入场观众自己拿，没有人管。那天进门一看桌子上空空，以为还没放出来，等了一会儿不见拿出，人越来越多，纷纷找到服务员询问。他说早就拿出来了，所有人都说没看见，他“二乎”了，忙又进屋去拿，可又两手空空地出来起誓发愿地说确实拿出来了，总不会不翼而飞吧？无奈，只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