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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里面有29个学生，核心弟子也有13个，你把这么丰富的思想场景归纳为一个弟子，全由曾子一人代表，这无疑是错误的。
道统里的三大弟子（曾子、子思、孟子），只有曾子一人是孔门七十子（孔子在世时收徒三千，其中核心弟子有72个或77个，被称为“孔门七十子”）之一。孔子死的时候子思才4岁，除非他特别早慧，跟于丹自个儿说的一样，否则孔子70岁怎么会收一个4岁的学生？孟子更是连孔子的面都没见过。
读《论语》和其它史料，你会发现，孔子死的时候，子贡是掌门弟子，其次是宰予。这俩都能说会道，没法跟德行科（孔子所传授的学问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学生比。但当时，德行科的都死光光，想学都没法学。比如颜回，除了不顶撞老师，能挨饿，安贫乐道，没什么事迹可学，光听老师夸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
德行科的学生，是孔子最喜欢的，但后世光大师门，却是靠其它科的学生。孔子死后，子贡和宰予是大师兄，子游、子夏、子张、有若、曾子是小师弟，子贡和宰予想立长得特别像孔子的有若为老师的接班人。这样一来，曾子非常生气，他说你也配。但他生气也没用，在立老师为圣人的众弟子中，他辈分低，少数派，最孤立。
南方周末：曾子后来是怎么把局面给扳过来的？
李零：曾子也没把局面扳过来，是宋儒给扳过来的。所以我说道统是伪造。
新儒家简直是昏话
南方周末：基督教有马丁？路德这样的大阐释家，《论语》能不能从头搞一下，看看各个时代，哪些阐释家赋予了新意？
李零：你是说新儒家吗？我不是说了吗？新儒家的话简直是昏话。
我是觉得，任何一种文明，肯定都有利有弊，今天，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大家特别怀古。怀古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今天或刚刚过去的今天拧着来。比如解放后，小教不许信，只许信大教，现在反过来，都念宗教的好，说宗教是安定人心的。其实历朝历代都禁旁门左道和淫祀，战国秦汉就如此，不是现在才有。清朝就说，广东、福建多淫祀，还有唐人街的那些玩意儿，其实都是中国文化里最低级的东西。西化把高级的东西都给化了，剩下的很多是最低级的东西。结果中国人把这些当宝贝，简直太可笑。
我们老家，过去全村都信孔子道，除了我们家。是不是我们村有了孔子道就搞好了，我就不信这个。
当然大家要立的不是小教，而是大教，足以跟伊斯兰教、基督教三足鼎立的大教。可问题是，武力传教是西方文化中最糟糕的传统。你说弘扬传统，学的全是这类玩意儿。普世性的宗教，其实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有同样的功效。这类传统，是好还是坏？大家要想一想。
近代，我们挨了他们打，人家有普世性的宗教，我们没有，急了，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学。现代西方，政教分离，宗教多元化，我们早就如此。西方大学，文化素质最高，不信教的人最多。我们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是早就如此，他们最少讲“怪力乱神”，我觉得挺好。过去，讲“怪力乱神”，主要是民间的愚夫愚妇，大家都折腾回去，当愚夫愚妇，中国就搞好了？
我并不是诋毁中国文化，我认为中国文化非常伟大。但全盘西化后，祖宗留下来的最大遗产，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你不要问西方文化是你的主体，还是中国文化是你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你自己！中国文化，我可以接纳，西方文化，我也可以接纳，就像我们既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西餐，哪个为主，哪个为辅，不重要，你非得争出个“中餐是体，西餐为用”来，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找别扭吗？
一个文化的好坏是靠文化本身的感召力。在这点上，我们比不上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至少是讲“远人来服”，而不是靠拼命推销。以前我们只取经，不传教，现在倒想传教了。
南方周末：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我不是拿新儒家去比附其它文化的宗教，我是想向您请教，各个时代有哪些大阐释家对《论语》作过阐述？刚才您讲了一个新儒家，除了他们呢？
李零：当然从古到今并不是只有宋学家的解释，比如还有汉学家的解释。但汉学家和宋学家都尊孔，唯一打破这个僵局的就是五四。五四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疑古运动。尽管顾颉刚先生那么推崇崔东璧，但是他指出，崔东璧不敢疑孔，他敢。另外一个重要遗产是中国哲学史，胡适强调把孔子从圣人的位置上拉下来，跟其它诸子平起平坐。没有这条，就没有中国哲学史。他的书，从一开始，起点就比冯友兰高。
没有五四，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学术，无论海峡两岸哪一方。
孔门弟子找官做
南方周末：除了丧家狗，您在书里还把孔子比作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只有一匹驽马，一个胖仆从，但是孔子有三千门生……
李零：孔子办学，是因为他那个时代，他已经看到，所谓贵族，既没有道德也没有学问。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肉食者鄙，下层人反而比较有学问。当然我们不知道孔子的知识是怎么学来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老师也有老师。
孔子吸收为弟子的恰恰是跟他类似的人，你得知道社会上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想成为孔子这样的人，而社会对这批人又有潜在的、很大的需求。这点你从战国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孔子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做宰，就是家臣。家臣没有很高贵的出身，但他们有管理才能和文字才能。其实西方也一样，《红与黑》的于连为什么敢看不起贵族？他会拉丁文，贵族早就不会了。
孔子读了那么长时间书，鲁君和三桓（鲁国的大夫，季平子、季桓子等人），没人找他做官，第一个请他出来做官的是阳货（注：阳货是鲁国大夫季平子、季桓子的家臣，公元前505年，季桓子在实际上掌控了鲁国政权，而阳货又在背后控制着季桓子）。阳货就是家臣。
孔子一生的苦恼是社会的纲常已乱。在大小贵族之间，他本来是想顾大头。周天子和鲁侯，他肯定站在周天子一边；鲁侯和三桓，他肯定站在鲁侯一边；三桓和阳货，他肯定站在三桓一边。可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是三桓，三桓把鲁君控制起来了。谁能反对三桓？阳货。阳货把三桓的季氏给挟持了。本来，孔子出来做官，是想张大宗室，打击三桓，但他为难的是，你要站在阳货一边，才能打击三桓，但阳货是叛臣；你要站在鲁君一边，又根本对付不了三桓。所以孔子一辈子与虎谋皮，鲁国不行，跑到别的国家，全都失败了。
南方周末：既然这套逻辑根本行不通，为什么还有三千人追随他？
李零：这是这些苦孩子最好的出身。而且这个潜在的市场非常大。战国时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孔子的弟子找官做，不像老师那么执拗，做官本身把他们已经改造了，他们比较适应官场对他们的要求。
行不通，很简单，搞修正主义嘛。
“原典”不许联想？
南方周末：对《论语》里的某些话，是不是不忠于原典也可以是很好的解释？
李零：《论语》里当然有读不懂的地方，碰到这种地方，往往有争论。人们最爱争论的是信仰上的分歧，但信仰上的分歧才最不能争论。你读《论语》，是争信仰，对不起，我没兴趣。解释当然是要忠实原典。你通过阐释，借孔子的嘴，说你心中的话，当然没人能禁止你的这种自由。但如果没有证据，我要说，你这是歪曲。
南方周末：难道不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孔子吗？
李零：在言论自由方面是可以的，你可以印你的书，你可以乱讲，当然没人能管你。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绝对不可以。孔子只有一个。就算解释经常沦为一种游戏，可还有考古和其它证据在那儿挡着你呢。你讲了半天，人家拿出材料来，证明你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
南方周末：您读《论语》的时候，特别容易联想起您的“文革”经历。比如您从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联想到红卫兵最早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发动起来的；从“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联想到“文革”的时候儿子和老子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