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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归于“命”（《论语？宪问》），因为“命”中“无所遇”，所以他对“丧家狗”之讥也可自我解嘲说“然哉，然哉”。我们从这里可以反思儒家把政治“道德化”、希望“得君行道”的历史局限，如余英时先生在评论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时所说：儒家的“内圣外王”落在“得君行道”的格局之内，其“失败是无可避免的结局”（《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17页）。因此，我主张“从民本走向民主”（参见拙文《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而对于恢复“政治儒学”的主张，甚至要“把儒教上升为国教”，我持反对的态度。但是，如果完全反对“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则也不是明智之举。李零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第347页）如果我们自己全不参与政治，那么人类的幸福又如何创造？政治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毕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李零说：“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第347页）所谓“恶习”之说，就是从隐士的立场不能理解孔子的“把从政当使命”，对于孔子的道德思想、政治理想存在着隐士的偏见。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李零的解说：“早上听说真理，晚上死了也值了。”）“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李零的解说：“真正的大臣是什么，就是以道事君，如果不合于道，宁肯辞职不干。”）可见孔子最看重的是“道”，而不是“干禄”“做官”，孔子的“把从政当使命”，周游列国，并不是为了“找官做”。李零说：“孔子认为，学习是为了干禄，读书一定要做官，如果学了半天，没有官做，是终生遗憾。”（第411页）这是片面的误解，如果孔子主要为了“做官”，他就不会“以道事君”，“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统治者”。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李零的解说：“士不可以不坚强，任重而道远。任重是因为追求仁……”）可见孔子最看重的“道”就是“仁”。梁漱溟先生说：“孔门之学乃为己之学，而己又是仁以为己任的己，此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题辞）李零把孔子的周游列国说成是“找官做”，这里存在着对孔子之“仁”的误解。
李零说：“‘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它的基本含义，孔子说，是‘爱人’。”（第48页）“仁是人其人，拿人当人。爱人，是推己及人，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这是仁的本义。”（第391页）这一解说是正确的，但李零对于爱人之“人”、推己及人之“人”存在着误解。《学而》篇五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李零的解说用了杨伯峻、赵纪彬之义，认为“古书中的‘人’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民’指下层大众，也叫‘百姓’。……‘爱人’与‘使民’相对，‘爱人’的‘人’是用狭义。看来，孔子讲节约，是心疼有钱有势有身份的人。没有身份的人，只是使唤的时候要掌握好季节，掌握好时令。”（第51页）将《论语》中的“爱人”之“人”解释为“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此义主要出自赵纪彬的《论语新探》，我认为这一解释是错误的（“仁者爱人”的本义是爱一切人，即《吕氏春秋》说的“爱类”，韩愈说的“博爱之谓仁”）。仅就此章而言，“节用而爱人”与“使民以时”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前句的含义广，后句之义是前句之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而》篇六章有“泛爱众”，李零的注解是“‘众’指民”（第51页），可见“民”也是要“爱”的。
孔子的“忠恕”之道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又说君子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这里的“人”都是指与“己”相对而言的他人，李零将其解释为“身边的人”或“别人”，是可以的。但他又屡言：“‘人’是上流君子，‘民’是下层大众。”（第126、378页）“孔子说的立人、达人、爱人、安人，都是围绕人，而不及于民”（第380页）。这种解释都是源自赵纪彬的《论语新探》。赵纪彬在文革时期还出过一本《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李零说其考证“虽有‘批林批孔’时期的政治色彩，但史料详备”（“导读一”第10页）。
我比李零小三岁，虽然也经历了“批林批孔”，但涉世未深，对赵纪彬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住了杨荣国等，后来知“南杨”“北赵”齐名）。我在北大上学后听张岱年先生讲过，“人”是指一切人，“民”是人的一部分，赵纪彬的“释人民”是错误的。最近，赵明因先生将其父赵纪彬教授的有关文献材料寄到哲学所中国哲学室保存，我看了赵纪彬的传略，觉其在文革时期的经历也是一场悲剧。关于他的“释人民”和“诛少正卯问题”，我日后可能稍作一些评说。
关于孔子的“有教无类”，李零的解释是“不讲出身”，“孔子的学生，很多都是穷孩子，他自己，原来也是”（第329页）；“孔门弟子多寒门……特别是早期的学生更是如此……事情办得红火了，才有富家子弟上门”（“导读二”第21页）。这一解释应该是正确的，而与赵纪彬的解释不同（赵解释为“教之所施，不分族类”，而不是“不分阶级”，“教育乃上层建筑，‘教育家’何以能超阶级？……将‘有教无类’解为‘教育一切人’，与将‘仁者爱人’解为‘爱一切人’，同为抹煞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见《论语新探》第9、66页）。
孔子主张为政“举贤才”（《子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子张》）。李零说：“孔子是个热衷政治的人。他培养学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让他们干禄，找官做。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第329页）在这里，“做官”是途径，实现政治主张是目的，因此符合孔子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学在王官”，而且“世卿世禄”（血统论的世袭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因此他成为“教书匠的祖师爷”），而且主张举士人（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之贤者干政，开了战国时期及秦以后的“布衣卿相”之局，这在中国的教育、政治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李零的书，对此没有给予历史的“同情理解”。
孔子当时办学，近似于办了一所民间的“行政学院”，他的目的是培养一批贤能的“士君子”、“士大夫”，而不是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如果要求他设置“农业技术”的课程，则在当时不符合实际（当时的实际确实是“耕也，馁在其中矣”）。所以，“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子路》）孔子要通过教育而改良政治，这比“樊迟认为，只有躬耕力田，才有天下太平”（第213页）要更加接近于当时的实际。而李零对此也没有给予历史的“同情理解”，只从隐士的角度批评“孔子对种地没兴趣，他的兴趣是做官，当然得住在城里”（第212页），“中国的知识分子，拙于谋生，急于用世”（第314页引李敖语）。
孔子改良政治的目的是要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他的志向是要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李零的解说：“孔子的志向……是普施仁爱，让老的少的，皆大欢喜。”第112页）。这也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在应对隐士的批评时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这也就是儒家的“仁以为己任”的精神，此精神虽然在政治上往往“无所遇”、受挫折，但仍应给予积极的评价（它在历史上也曾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李零说之以“他（孔子）的观点是，天下越乱才越要掺乎”（第284页），这就是隐士的嘲讽之辞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大一统”（崇尚统一）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所追求的君主制等级秩序的历史局限性。李零的书，用此来界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