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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他们几乎是一路扭打着到了地铁站，阿兰的衬衣全湿透了。他回到家里，惊魂甫定，把故事告诉他焦急等待的妻子（那可是前手机时代）。他妻子给了他一个亲吻，一顿好好的表扬，然后面藏微笑地说：“现在你知道女人遇到强暴是什么感受了吧？”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很了解女人的人……”阿兰郁闷地说，吸了一口烟，忽然，他露出欣慰的表情，“但是至少我从此学会了说不！”
“那太好拉！”苏丝黄由衷地说。
这时，一个卖花姑娘走过来向阿兰兜售情人节玫瑰。阿兰和苏丝黄并不是情人，阿兰很拘谨，从不到处送花。但是，在卖花姑娘的半推半搡下，他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他变得结结巴巴：“不，不要，谢谢，对不起，真的不要，谢谢，真的……多少钱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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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8日调查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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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丝黄和焯辉在巴黎的时候，经历了一场避孕套失效事故，质量不佳的避孕套中途破掉了，变成了围巾，而两人浑然不觉。
她把避孕套的故事告诉了闪闪，闪闪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圈里的同事黄黎，黄黎又把故事告诉了老板，然后两人讨论起避孕套的质量问题。
黄黎的老板正在对他们的报纸进行雄心勃勃的改革，希望将报道做得“实在、有趣、有故事性”。黄黎随口聊起来，说全球避孕套生产大户杜蕾丝在山东设了个总部，由此挽救了整个山东濒临倒闭的国有橡胶企业，加入全球市场当然会有点小牺牲，比如，像棉纺织品出口老是被人掐，但是改革开放总体来说还是好呀。
老板一听，登时大叫：“多好的题目啊！”
他指着黄黎说：“这个题目够黄，正好适合你小黄去做。”
黄黎只好受命。
关于避孕套，黄黎也有过自己的故事。他偶然买了一种最新的避孕套——说是偶然，因为他虽然已经壮年，但是迄今为止独自去买避孕套还是怪不好意思的，总是随手一指，然后匆匆付了钱就走。
结果那回买的避孕套里发现了凝固的白色颗粒，他一看，还以为是橡胶过期，又打开一个，还是这样。他立即打电话到杜蕾丝总部（他就是这么发现杜蕾丝总部在哪里的），很严肃地质问他们的质量问题。对方是个小姑娘，有点不知所措，告诉他：“你能把避孕套寄过来我们化验一下吗？”
黄黎想，这怎么寄呢？拿个信封？中途漏了怎么办？万一寄过去，人家小姑娘忘了这回事，打开一看，多不妥。
过了一阵子，他又打电话去，是另一个客户代表接的。这个代表显然更有经验，一听就明白了：“是这么回事，那些颗粒是帮助持久用的药物，不是过期橡胶。”
黄黎这才放过了杜蕾丝。
你由此可见，黄黎是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决不会放过任何错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还顺便把杜蕾丝挽救山东橡胶产业的背景资料了解了一下。这样的人实在太适合做他老板所需要的调查性报道了，而且这一回，是真正的调查——性——报道。
关于杜蕾丝，还有很多疑团。比如，去年他们发表的一个全球性生活调查报告，最后发现中国人平均拥有的性伴侣数全球最多，每个人有19。3个性伴侣。报告一公布，全中国哗然。好多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暗地里掐指头算：原来我的经验还不够平均数的。弄得后来有些政府官员都出面说，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的——让全世界仰慕文明古国的性生活，多不好。
黄黎知道，这个数字肯定有问题。中国所有的手机销售员都明白，大公司的调查报告通常有一半是推销员自己偷偷填写的，完成任务。一个避孕套销售员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也就是说，这份报告的中国部分可能有一半是中国杜蕾丝销售员的创作。
杜蕾丝的错误就在于没有严肃地做好调查性报告。要是把黄黎派去了，就肯定不会出这种问题。
“可见做什么事情，不认真准备和计划都是不行的，”苏丝黄笑着在电话里对黄黎说：“凡是说性‘就那么回事’的人，大多数都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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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17日文化与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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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电子邮箱，你一定会经常收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垃圾邮件，而且一定会有一些题为：“Sizematters（尺寸很重要）！”的广告邮件。它们不断提醒你，你生活在一个通过身体部件尺寸大小来衡量人的重要性的世界里，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重要性，那么，嗯，你一定要增加自己身体某些部位的尺寸。
哈里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哈里是个同性恋。
确切地说，哈里是一个英国同性恋，但是他深爱亚洲，做亚洲文化研究，有一个住在英国的亚洲男朋友，每年都想办法跑来亚洲，尤其是中国待上至少一个月。
“今天下午，我走在街上，忽然想起来，我就像一个熟透的白煮蛋。”哈里说，“外面白，里面黄。”他为自己这个比喻得意得要死。迄今为止只有人用“香蕉人”来形容西方化的黄种人，但像他这样数量日增的白煮蛋还没有获得文学上的集体名称。
“告诉我，亚洲男生在你对亚洲的文化迷恋中起了多大作用？”苏丝黄问。她知道哈里最早接触亚洲文化研究是从他暗恋的亚洲同学开始的。
“这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哈里说，“我只知道，现在我根本不能想象和一个英国人发展长期关系——英国人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我最近读了一篇社会学论文，讨论为什么白人同性恋喜欢亚洲伴侣。”哈里说，“当然它花了很长篇幅讨论文化上的优越感，殖民主义想象，当然还有萨义德——我敢肯定他有同性恋倾向——的东方学，呃！完美的捏造。总之，除了文化上的权力感，还有一个尺寸上的原因。亚洲男生的尺寸使特定行为不太痛苦……”
“呃——”苏丝黄自认为心理承受力强，但是这个故意文绉绉的陈述依然使她受到了挑战。“可怜的亚洲男生！”她想了想说。她的另一个英国女性朋友说，每当她来到亚洲，见到一些拥着亚洲男生肩膀走路的老白种人，她就觉得非常的“呃——”。
“对呀！”哈里说，“作者没有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在亚洲男生那边这种关系会有同等吸引力。”
苏丝黄一直觉得，文化研究者、社会学家、记者和低档作家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共同点。在别的职业中，个人生活是被抹杀的，通常与职业无关。但是上述人士有充足的机会把自己个人生活中的鸡零狗碎拿出来装扮装扮，从集体行为角度陈述一番，然后理直气壮地让别人付钱。而且，如果足够严谨，那个论文作者还可以就尺寸问题在此类关系中的重要性做问卷调查，满足自己的窥视欲。
“文化还是尺寸？这是个问题。”哈里笑嘻嘻地说。在两性关系的畅销书中，这个问题在卫慧和棉棉之后显得有点过时了，但是在同性恋小说中显然还属前卫，野心勃勃的流行小说作家们还有多少丰富的领域可以开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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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2日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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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莫斯还在读博士的时候，像所有的博士生一样充满幻想。他每天晚上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看书，在那些典雅的灯投下的肃穆灯光下，他一直打量斜对面那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红头发女孩。
整整一年，他都在那些幻想中度过。他幻想自己和她留到最后，等到大家都离开，他走到她身后，吻她，然后，在那张漫长的、严肃的、令人压抑的大书桌上，他们做爱；或者，他们在日本历史书架后面偶遇，他吻她，然后……拉莫斯总是不敢确定，那个看上去很沉重的书架是否能够承受住一个身高1。78米的女孩子和一个1。89米的男生的冲击。那些温暖、清凉、炎热、酷寒的夜晚，他一次又一次失望地合上书，带着不被满足的性欲，拖着大皮鞋回到自己寒酸的公寓。
一年的时间转眼过去，他仍然不知道怎么向女孩介绍自己。直到有一天他的哥哥来访，把他狠狠取笑一通。
得到指导的拉莫斯第二天晚上就约女孩（她叫辛迪）去看电影，他成功了。
然后，他们看了半年的电影，去过无数咖啡馆，在中央公园长跑上千公里。他们在一起非常愉快，但是拉莫斯却依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辛迪总是告诉他，她非常喜欢他，他是她最好的、不可替代的朋友，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