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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谈何容易。对一个内心自由高于一切的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一个因为对伦理－人际关系的〃恐惧－渴望〃越来越陷于某种被动局面的人，一个只要不写作就会〃从烟里跑到火里〃的人，一个因为〃最瘦〃而严重地缺乏处理具体事务能力的人，这种所谓的〃策略生活〃很难不在内心深处造成一种苦不堪言的自我分裂。在那些日子里，卡夫卡像只鼹鼠一样忙忙碌碌，为即将来临的婚事操劳。看上去，他似乎具有了某种定力，能够以一种〃平静的、直视的、忍受一切的〃目光和心态，让自己面对一切，〃无所畏惧〃。但实际上，他并不具有这种定力。一直要到将近5年后，在比过去的一切更惨烈的折磨中，在更加非人的自我锤炼下，他才有可能对这样一种〃无所畏惧〃进行成熟的思考，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不管怎样，在1917年躁热的夏天，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上，在为自己可笑的婚事而忙碌的时候，他的确并未真正具有。在那些日子里，他写下这样一些有着非凡艺术性和思想性、但也神经质到了极点的日记：我又一次竭尽全力冲着世界大叫。然后他们塞住了我的咀，捆住了我的手和脚，在我眼前蒙了一块布。我好几次被翻过来又折过去，我被拽着坐直了，又被放倒，这又折腾了好几回，他们一下一下地狠狠揪着我的腿，痛得我直起了身子，他们让我在地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用什么尖的东西深深地扎在我身上，一会儿扎这儿，一会儿扎那儿，一点精神准备都不可能有，他们想扎哪儿就扎哪儿。
多年来我一直坐在这个大十字街口，但是明天新登基的皇帝要来了，这样我就必须离开我的位置了。我对我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插手，这既是我的原则，也是出自反感。我已经很久不乞讨了；那些长期以来总是从这儿走过的人还是赐我一些钱，出自习惯、出自忠诚、出自熟人关系；那些新来乍到的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我身边放着一个小筐，每个人都随自己的美意向里面扔钱。正因为我对谁都不关心，对街上的喧嚣和胡闹都投以平静的目光并保持平静的心灵，所以我对一切同我、同我的地位、同我的合理要求有关的事比任何人都理解。对这些问题是无须争论的，在此我的意见最适用。因此，今天早晨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他当然很熟悉我，而我当然从未觉察到他的存在，他在我面前站住了，说道：明天皇帝要经过这儿，你明天可不许到这里来了。〃我用这句问话回答他：〃你多大岁数？〃见叶廷芳编：《论卡夫卡》，第747－748页。
如此神经质的心态，如此勉为其难，这样一种〃策略生活〃恐怕很难得到真正的实现。如果说它注定要失败，那倒更容易令人相信。克尔恺郭尔的〃策略生活〃难度要小得多，但事实上最终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策略生活〃也许更是难逃某种悲剧性的命运。这个世界需要〃参与〃，需要〃投入〃，需要〃真诚奉献〃。正如人们常说，做得如何是一个水平问题，但是，是否真诚去做，却是一个态度问题。生活中没有侥幸，生活将以铁一般的逻辑，粉碎任何人发自内心的背叛和疏离倾向。和克尔恺郭尔的情况一样，卡夫卡的〃策略生活〃将被真实的生活粉碎，迫使他走向克尔恺郭尔式的〃绝望的一跃〃。
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113页。
写在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的这句话，并非像字面上那样只是预言，而已经是确切的总结。在卡夫卡写下这句话时，世界已经撕碎了他真实的躯体，在他伤口般的存在中撕裂了一道真正的、生理上的伤口。
第八章 向死而生
作家害怕死亡，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生活过。
——弗兰茨·卡夫卡
早在8月初，就在他写下上面那一大段神经质到了极点的日记前后，他在游泳时就吐了几口鲜血。如此神经过敏的人，不会不为之注意。只是，几十年间，与各种真实的或神经过敏的身体征兆打交道惯了，于是他保持了一种观望性的、视而不见的沉默，没有向任何人讲起，也没有去看医生。
然而，８月１０日凌晨5点左右，在他为婚事——也为梦寐以求的自由和独立——而租下的房间内，当他还在睡梦之中，大咯血开始了。3年之后，他向恋人密伦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站了起来——就像一切使人们激动的新鲜事那样……当然有些惊恐，我走到窗前，探出身去，然后走向盥洗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坐在床上——不停地咯血。但我没有伤心，因为我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来：在长达三四年几乎连续失眠之后，我将第一次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当然前提是不再吐血。……早晨侍女来了……那是位好心的、几乎具有献身精神又特别实在的姑娘。她看到了血，说道：〃博士先生，您的日子不会长了。〃可我的感觉却比以往好。我到办公室去上班，下午才去看医生。接踵而至的事情就不必多说了。《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4－5页。
第一节 死亡与新生
最初的两位医生都把卡夫卡的病误诊为一般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可是，在大咯血之后的第二天夜里，他又吐了一点血。再往后，他逐渐自感呼吸急促，并伴有越来越严重的咳嗽、发烧、虚汗等症状。然而，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卡夫卡仍未向任何亲友谈及此事。他继续走他生活的老路，没有想到他那抗拒式的〃自然疗法〃会不起作用，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走近了生活的终点。直到8月24日，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使他终于沉不住气了。当天，他告之布洛德，后者随之采取行动。
9月4日，卡夫卡被医学权威确诊为肺结核。在卡夫卡的时代，特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肺结核这种当时所谓的〃白死病〃（与黑死病相对）正在猖獗和蔓延。仅在布拉格一地，整个大战和战后数年期间，肺结核死亡人数就达全部死亡人数的３０％之多，结核菌带菌者更是不计其数。接触、情绪、遗传等都可能是致病因素。有人认为，卡夫卡因素食而大量饮用新鲜生牛奶，可能是他的致病因素之一。当然，他那刻骨铭心、无所不在的存在性不安，以及他内心深处潜藏的〃患病情结〃，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说，疾病〃是信仰的事实〃，疾病使他得以〃在一块慈母般的土地上立足〃。不过，如果要追查卡夫卡疾病的至深根源，我们只能说它存在于世界的本性之中。从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类欲望的产物，而战争正是这欲望的最高表现形式。正如卡夫卡所说，世上只有一种疾病，而肺结核的居所也并不就在患者个体的肺部本身。疾病是世界的隐喻，是人类文明巨大而无形的运作机制的隐喻。就此而言，卡夫卡是世界本性和人类欲望的牺牲品。似乎任何医学的诊断都比不上他的自我诊断：〃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1917年9月19日日记。
纯粹从医学上讲，无论结局如何，卡夫卡的病并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面对当时肆虐欧洲的〃白死病〃，医学界尚无特效药。然而，良好的疗养环境和乐观的情绪常常导致患者痊愈。尤其对于条件优越的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士，感染肺结核并非就意味着死亡。然而就卡夫卡而言，问题的实质就比通常情况复杂得多了。
9月9日，卡夫卡致信菲莉斯，告之自己的病情，表明自己接受这一事实，但认为诊断尚未完全确定，病情将如何发展还是一个未知数。9月12日，妹妹奥特拉陪卡夫卡前往波希米亚北部小村庄楚劳养病，她在那里经营着姐夫的一个小庄园。奥特拉与卡夫卡从1916年开始逐渐有了相互的信任，她是卡夫卡唯一与之有着真正感情的亲人，她具有他心目中理想母亲的美好品质；在反对父亲的问题上，奥特拉和他也是同盟。在妹妹的精心护理下，卡夫卡开始在楚劳度过他自称一生最幸福的8个月。他把那些时光称为〃美好的小小的婚姻〃。我们毋宁说，那是对他不幸童年和人生的小小的补偿。
9月20日，菲莉斯到楚劳看望卡夫卡，但两人之间已无更多的话可说。以至卡夫卡私下责备自己，〃我是个冷血动物，我毫无感情。我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