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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卡夫卡对此更有着血肉淋漓的切身之痛，并种下终生无法补赎的罪感。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的人生体验，在卡夫卡总体的存在及其不安中，很容易表现为不利于犹太教信仰的消极因素。此外，卡夫卡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所谓〃科学时代〃，世纪之交的各种科学思想对他有着很大影响。他曾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在自然科学中，进化论恰好是对各类传统宗教的最大挑战。参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7－58页。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世纪之交，在所谓〃世纪末〃的氛围中，无论就外在的时空范围还是内在的发展机制而言，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完成了自己的积累阶段，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向大规模的大众消费时代迈进。与此相应，传统性的大众宗教体系从内部和外部都已经遭受致命的侵蚀，它们的衰退或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尼采所说，那是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对于这一点，时代生活中无论敏感或愚钝的心智都将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并作出相应的反应。然而，在卡夫卡对信仰的态度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深刻然而微妙的因素。从本质上讲，信仰是某种用理智无法证明的、悬而未决的事情。而卡夫卡正好无法承受悬而未决。
他不同上帝争吵，只同他自己争吵。转引自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王宁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49页。
总而言之，在移情之〃神爱〃与宗教关怀及上帝之爱的相关地带，无论由于内在还是外在原因，儿童时代的卡夫卡都遭受了重大挫折，对他来说，走向具有确定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将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情。
第六节 罪感：未展开的生命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比较，并非我们想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过，谈到这两个人的异同，却把我们的讨论引向关于罪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严重的不安和恐惧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终折磨着这两个人的一生。
仔细研究《致父亲的信》，可以发现，在控诉父亲让他恐惧和不安的同时，卡夫卡也不断谈及他对父亲的罪感，谈及在父亲面前〃孩子独有的那种内疚〃。他反复谈及这样一种感受：父亲在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同时，总喜欢特别表明、暗示或强调：他一生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是卡夫卡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时候，他还原谅或饶恕了卡夫卡，所以后者应该懂得感激。卡夫卡专门指出，在这一点上母亲也总是与父亲配合得天衣无缝。父母的做法总的说来是要让他感到罪有应得。
无论卡夫卡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事实还是臆测，最终结果，伴随着在父亲面前的不安和恐惧，他内心深处积累起深深的羞愧、内疚和罪感。整个《致父亲的信》中，〃内疚〃、〃罪〃、自觉〃龌龊〃和〃污秽〃、〃羞愧〃等表明罪感的陈述和用语出现之频繁，超过任何其他陈述和用语，甚至超过他用以指责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陈述和用语，整封信也就在讨论〃有罪〃或〃无罪〃以及〃谁之罪〃的高潮中结束。
单是这封信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卡夫卡一生为罪感所压倒，直到致命的打击猝然降临，才振作起〃向死而生〃的勇气禀笔直书，为拯救自己的生命或良心作最后的挣扎。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已经大略谈到卡夫卡写作这封信时的处境，后面我们还将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一点。
的确，与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的一生是被罪感所折磨的一生。正如《致父亲的信》所表明，那深深的罪感从儿童时代植入他的身心，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像花朵或伤口一样绽放开来，呈现在他自己睨顾不已的痛楚目光之下。在《致父亲的信》不久之后，在几乎同样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中，在无穷无尽地讨论〃恐惧〃的同时，卡夫卡也反复谈到〃罪〃、〃污秽〃、〃肮脏〃等问题，并对罪感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213－214页。
在他眼里，人际生活和伦理生活中充满了罪过，而且都归结于那古老的原罪。所有的罪都被他理解为原罪。值得指出的是，他对自己关于罪的认识显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这样说：〃有时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似乎，他确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大约五年前，他已经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审判》，关于〃有罪还是无罪〃的主线贯穿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始终。《审判》一书对理解卡夫卡与罪感问题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后面适当的时候作出必要的进一步考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临终前几年的一段回忆恐怕更能说明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大约就在写下《致密伦娜情书》的同时，他向一位青年友人回忆起儿童时代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当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所谓的〃小犹太软蛋〃，他也曾拼死参加孩子们之间的〃肉搏〃。但常常被〃打得半死〃。有一天，他鼻青脸肿、又脏又烂、哭哭啼啼回到家里，却被厨娘骂成是〃罪犯〃。
就这样，莫名地把我划入一群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人类当中。她使我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令我感到无端恐惧。我是一个ravachol［罪犯］，这个字给我的感受，就像从嘴里唪念出的咒语一般，给人一种难以忍受的压力。为了疏泄这重积郁，有天晚上，趁着我父母亲打牌时，我问他们ravachol是什么东西。父亲眼睛离都没离开纸牌，说道：〃一个罪犯，杀人者。〃顿时，我直直怔住了，……厨娘竟把我叫成了杀人犯，这使得我全身瘫软……卡夫卡：《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张伯权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这双重的刺激竟让他患了一场大病。按卡夫卡自己的说法，厨娘〃心肠很好〃，并非有意伤害他，后来特地申明是出于玩笑，并向他道了歉，但是，卡夫卡内心却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生理上的病虽然好了，〃罪犯〃一词却像荆棘一样扎在他的心理感觉之中，〃或者更像一截断了头的针在我体内循环〃。卡夫卡退出了战斗：〃从此我再也没有参加孩子们的街战了。〃卡夫卡总结说，从此他产生了深深的罪感，这种罪感不仅刻骨铭心，而且无法忏悔或赎取，因为它是生活强加于他的东西，是〃莫名〃之物。正是由于这种无法赎取或忏悔的〃莫名〃之物，他终生成了罪人：没有比莫名的罪恶感更容易铭烙在心田的了——因为这种罪恶感没有真正的根据——无法以任何补赎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所以至今我仍是个ravachol［罪犯］，即使我早就把过去与厨娘的事遗忘了，而且也知道了那个字的真正意思。《卡夫卡寓言与格言》，第104－105页。
在〃莫名的罪恶感〃这一短语中，正是〃莫名〃这一修饰词特别地引人注目。其实，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卡夫卡所谈论的罪感具有着双重的〃莫名〃。首先，那是一种强加的〃莫名〃之物，其次，儿时的卡夫卡还并不知道那个词的〃真正意思〃。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充分表明：从儿童时代开始，卡夫卡的生命的确受到某种严重的损害，其损害的形式表现为生命能量的被封闭。并非偶然的是，生存论心理学的天才人物奥托·兰克刚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卓绝的表述。正是兰克，代表精神分析对艺术创造心理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意志疗法以及真理与现实》一书中，兰克强调指出：罪感是一种束缚。当人被自身不能理解的方式所损害和阻碍，当他被世界封闭在自身能量之内，就会感到罪感的束缚。转引自贝克尔：《反抗死亡》，第279页，并参考原书The Denial of Death。
在生活中，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失败的残酷打击。在那样的时刻，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罪〃的沉重分量。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罪〃本身，而在当事人经验和感受这〃罪〃的方式。他可能把〃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也可能把它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如果是后者，那么，真正的不幸就产生了，因为，如果一个人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那就意味着：在与这失败之〃罪〃相应的某种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他中断了自身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正是对于这后一种情况而言，兰克以天才的洞察力指出：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