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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鲁迅寄赠《北平笺谱》。鲁迅与郑振铎先后编印有“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前者六册，收彩色水印画笺332幅，乃由郑在北平收集，寄给在上海的鲁迅选定，从五百余幅中删落为三百余幅（内山记为合诗笺四百种，不确），于1933年12月由北平荣宝斋印制，原来预定只印50部分赠友人，后因开印数太少，印家有难色，乃拟印百部，鲁迅以为“总不会没人要”，后来印家决定扩印出版（先后印了二百部），鲁迅闻讯“甚喜”。他给郑振铎信中说：“《北平谱》极希望能够早日出书，可以不必先寄我一部，只望令荣宝斋从速运来，因为这里也有人等着。”鲁迅编是书得二十部。1934年1月22日，郑振铎由北平携来一部给他，2月23日又收到郑寄来的18部。除自存之外，鲁迅后来分别赠送给了蔡元培、山本夫人、内山、坪井、增田涉、台静农、施乐君（也就是斯诺吧）夫妇、佐藤春夫、许寿裳、内山夫人、陈铁耕（鲁迅6月6日致其信中说：“因为这部书印得不多，所以我于邮寄时须小心一点”）、徐诗荃（系购得鲁迅所得再版本四部中的两部）、杨霁云（购得一部）等。内山的回忆《鲁迅先生》中说：鲁迅寄赠该书给国外公藏，有英、法、俄、日各国图书馆，却无德、意两国，因为系“法西斯蒂的国里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郑先生的《访笺杂记》未记分赠事，查《鲁迅日记》，果然分别于1934年3月1日寄赠苏联木刻家协会、5日寄赠纽约及巴黎图书馆（鲁迅3月10日给郑的信中说：“寄法美图书馆的两部，前日寄出，而税关说这不是书籍，是印刷品，每部抽税一元五角，你看可笑不可笑”）、10月8日寄赠日本上野图书馆各一部，只是还多了一个美国。鲁迅1934年1月11日致郑的信中说：“至于我之二十部，实已不能分让，除我自藏及将分寄各国图书馆（除法西之意、德，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者外，都早已约出，且还不够，正在筹划怎样应付也。”2月9日的信中，鲁迅又说：“英国亦可送给，以见并无偏心，至于德意，则且待他们法西结束之后可耳”，但似乎鲁迅后来并未向英国寄出。
八、须藤与《死》。鲁迅遗嘱似的文章《死》作于1936年9月5日，距其逝世尚有月余，鲁迅文章中述及此文由来，其诱因为史沫特莱为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到的“死”，以及鲁迅由此而想到的佛教所说的“轮回”。当时为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在《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提及他与鲁迅开的一个玩笑：日本古时武士习惯，每年元旦修改自己的遗嘱，这是因为其生死未卜的生存境况之故，须藤以为“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武士那种习惯，是颇必要的”，鲁迅回答：“对我来说，到那时，平生言论和主张已足够留在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无必要吧。”鲁迅于生死是“随便党”，一生言论和主张光明磊落、决绝执着，谈不到“修改”，但大概也是想到过须藤的“玩笑”和“欧洲人临死时”的“仪式”（人我之“宽恕”），鲁迅遂作反讽般的“遗嘱”之《死》——贵人如“盛宫保”可以有“遗嘱”（这仍然是讥刺邵洵美呢），那么“我也留下一张罢”，于私（身后）之外，七条“遗嘱”末二条可以被视为于公的（也就是“政治遗嘱”），那是出自鲁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不过这在今天人们眼里倒是有些讨嫌了。
九、有这样一幅版画？鲁迅上海故居摆设的几幅木刻版画，如参观者李欧梵先生所述，为“会客室挂画三幅：油画《读呐喊》、剪纸和木刻《太阳照在贫民窟上》；二楼鲁迅的卧室里北墙挂日本友人秋田义画的油画《海婴生后十六日》，镜台上放着三幅木刻：苏联毕珂夫的《拜拜诺娃》、德国两幅——《入浴》和《夏娃与蛇》。”（《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且不说李先生对鲁迅在其卧室内会“放着三张以女人为主题的木刻，其中两幅描绘的还是裸体的女人”的诧异，却说“裸体的女人”是指两幅德国版画，另一幅《拜拜诺娃》我是从赵家璧先生《编辑忆旧》的插页中看到的：一个正在下楼梯的女子，头系帽子、身披长裙、执伞歪头视人，有些风情万种的样子。池田幸子的女友河野樱于鲁迅逝世前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她回忆那幅木刻却是“苏联女共青团员的肖像”，乃“一个穿着红色制服的少女”，似不确。许广平于鲁迅逝世后曾撰文《我怕》，忆及此画，乃是鲁迅于苏联木刻展览会上选购的，后来苏联驻华大使将之托史沫特莱转送给鲁迅，鲁迅很喜欢这幅木刻，遂将之与《夏娃》并置在镜台上，史沫特莱曾问鲁迅何以要选中这幅木刻？鲁迅说：“这一张代表一种新的、以前没有过的女性姿态；同时刻者的刀触，全黑或全白，也是大胆的独创”。我不曾涉猎木刻史，无从知悉先前的“女性姿态”为何种样式，但想来这幅《拜拜诺娃》不似“共青团员”吧，甚至也不似我们稔熟的《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中的穿着蓝色水兵衫的冬尼娅，或者我们意识中的共青团员更应是粗犷的形象？
（《外国友人忆鲁迅》，武德运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出版）
《懋斋诗钞》·周汝昌·胡适
淮 茗
1947年的一天，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周汝昌接到其四哥周祜昌的来信，让他帮助查一查敦敏的《懋斋诗钞》这部书。因为他偶然阅读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红楼梦》时，见胡适序言中谈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未能看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就想让弟弟在京城留意，试着找一找。
周汝昌接到兄长的来信，赶忙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没想到这部胡适遍寻不着的秘籍竟然一索即得，而且从中找到了六首直接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
看到《懋斋诗钞》后，周汝昌将此事告知兄长，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该文经其老师顾随的推荐，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上，当时主持该副刊的是赵万里。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有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它说“康熙间八旗人敦敏”，后来这篇文章在收入其他集子时，都改成“乾隆间八旗人敦敏”。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我与胡适先生》等书中对当年的这段往事讲得非常详细，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提到了，不知何故对这一疏误却未作交代。
文章发表后，被胡适看到。他主动给周汝昌写信，对其进行鼓励。此举使周汝昌深受鼓舞，由此开始了与胡适的往来，并萌发撰写一部红学专书的念头。从此，周汝昌走上了一条新的学术之路。
一
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周汝昌还会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吗？他本人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曾这样回答：
我认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至于另外的方式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想到的，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就不会有《红楼梦新证》的出现；没有《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的学术道路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周汝昌本人对《懋斋诗钞》的发现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说：
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
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他这样评价：
此诗集之发现是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二十六年之后重新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起步，引发了此后波澜壮阔的红学发展局面，所关至为重要。
《懋斋诗钞》对研究《红楼梦》特别是曹雪芹的家世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的发现意义是否重大到周汝昌所说的这种程度，则值得商榷，因为在《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相继有《四松堂集》、甲戌本、庚辰本《红楼梦》、故宫曹家档案材料等珍贵红学文献被发现，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懋斋诗钞》。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在《懋斋诗钞》与曹雪芹直接相关的六首诗作中，有两首此前人们已经看到。
二
这里先对胡适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