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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编此文的第四、五、六节都抄自李辉的文章《再听绝响——赵丹和他的狱中交代》（《赵丹自述》，李辉主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因为篇幅所限，抄袭者将李辉的文章东剪一句西剪一段，拼凑成文。可是抄袭者又不肯花时间梳理文脉，贯通文气，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人称变幻不定、逻辑乱成一团的表述——
跟黄宗英谈赵丹，总感到有些残酷。
“想到赵丹的事情，心里就发冷。”第一句她就这么说。然后，又去拿来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紧紧裹住。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总是有着艺术家的激情，性格中更有火爆的一面。当无休止的折磨、逼迫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也会突然如所扮演过的林则徐或者许云峰一样，拍案而起，说出平时不敢说出的话来。
我们感受到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赵丹。这是一个弱者在与命运抗争，哪怕是可怜到极点的一种心灵挣扎。
文革后给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签字……（《画传》，第168页）
这五段文字分别来自李辉主编的《赵丹自述》一书的第104页、105页、104页、102页、105页。倪编此文的第一段的人称是“我”（李辉），第二段的人称是李辉眼中的“她”（黄宗英），第三段是李辉对赵丹性格的评论，第四段是李辉对赵丹狱中检查的感慨，第五段是黄宗英对李辉的讲述。这种倪氏“蒙太奇”的效果如何，无须细数。
倪编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抄袭者有时还要画蛇添足——在本来通顺的原文上加上几个字。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类文理不通的句子：“赵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按照叛徒来立案的。”（《画传》，第167页）李辉的原文是：“赵丹被捕是按照‘叛徒’来立案的。”（《赵丹自述》，第99页）。
在《画传》的扉页上，印着“本书编委会”的名单——主编：倪骏（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中国电影史学博士）。执行主编：姜睿文。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李元、李辉、沈岳、陈复观、林凯瑜、姜睿文、祝春亭、唐汉、黄晓阳。这些编委中除了林凯瑜、姜睿文二人之外，其余七人都是上面提到的作者和原编著者。倪骏似乎想用这个残缺的名单昭示世人——此书得到了作者和原编著者的授权。事实上，不必说漏掉的向继东、黄宗英，就是这些荣列“编委”的作者和原编著者原本对此书的出版也毫不知晓。也就是说，作为主编，倪骏既没有得到原作者的授权，也没有向他们支付稿费。所谓编委云云，不过是遮人耳目的骗术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章第10条规定了著作权人享有的多种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性、汇编权等等。第3章第24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合同包括6项内容，其中包括：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付酬标准和办法；违约责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9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第23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
揆之以上述事实，可以明确地说，路海波、倪骏违反了《著作权法》，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性以及著作权人的财产权。他们所主编的书是抄袭剽窃之作。路海波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艺术）成员、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电影艺术》编委、倪骏的硕导和博导。导师主编《快读》，学生主编《画传》，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师承？倪骏在其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不仅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好做人！’这是刚进中戏的时候，路老师在第一堂课上的第一句话，历历在目，声声在耳！”（优秀博士论文文库）在话语与事实产生的巨大反讽面前，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上梁下梁”一类的俗话，我不做此联想。我想到的是“薪尽火传”这句古语。我关心的是，这种做学问与做人的哲学在高校，在学界有多大市场？这把“主编之火”将通过倪副教授的身体力行传给何人，传向何方？
三、《电影艺术欣赏》：高鑫主编之书
这也是一本“二道贩子”主编的书。主编者是中国传播大学电视系博导、教授高鑫。其主编的《影视艺术欣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初版分上下两册，上册是《电影艺术欣赏》，下册是《电视艺术欣赏》。在此书的序言中高鑫说：“长达52集的《电影艺术欣赏》在电视屏幕上播出的时候，我也断续看过，当时就觉得制作的相当不错，既有历史的追述，又有形象的体现；既有世界著名的导演，又有最经典的电影佳作。不由得感叹；真是一部用功之作。”“最近，我所执教的学院要出一套‘中外影视研究系列丛书’，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将《电影艺术欣赏》连同《电视艺术欣赏》的文学脚本汇编在一起，完成了这部影视艺术欣赏出版，也算了却我们多年的一个夙愿。”
高鑫的夙愿了却了，一位留美博士却因此发愿——2003年《电影艺术欣赏》的两位撰稿人之一王汉川自美国致信当年的合作者——另一位撰稿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一鸣，说他要越洋打官司，控告高鑫侵权。高鑫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其实用不着法院判决，高鑫已经不打自招——52集的电视专题片《电影艺术欣赏》的文学脚本共26万字，是李一鸣和时任山东艺术学院讲师王汉川两人分别撰写的，李、王拥有此书著作权。尽管高鑫把李一鸣、王汉川的名字写到了各节之后，但是他事先没有得到著作权人授权，事后不付给作者稿费，并且自封主编，当然是侵权行为。这是一种既图名又图利的侵权。它“虽无抄袭之名，却有抄袭之实”。（见叶继元等编著：《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四、重提学术规范
上例说明，“包工头”和“二道贩子”主编形形色色，有的是有意违法，有的是无意为之。不管有意无意，他们都违反了学术规范，违背了职业道德。《学术规范通论》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这两类主编一读：
目前有些学者以编或编著的方式把一些学者的学术作品结集出书，正常的编著程序应该是编者事先征得作者的同意，取得相关授权，与作者签订合同后才能将他人的作品交付出版社结集出版（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发表后超过50年的则不需授权）。同时，编者和出版社应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向作者支付稿酬并寄赠样书……然而，有些人私自将其他学者的文章结集出版，未与作者联系，也不支付稿酬。这里分两种情况：一是这些编者在书中标出原作者的名字，明告世人，此文并非我写。这样，编者虽不能将他人作品直接归入自己名下作为自己的成果，却占有了别人的稿费，即图利不图名型……这样的编著侵犯了原作者的合法权益，但称其抄袭似乎又不大妥当，因为抄袭剽窃是将他人的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也就是说，这种行为虽无抄袭之名，却有抄袭之实。二是所谓的编者会偶尔“漏”署一些名字，或者干脆将原作者的名字全“漏”掉，在封面上只署上自己的名字，有时也不写明是编还是著，企图误导读者。与第一种情况不同，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抄袭，视他人成果为己出，其目的是评职称，拿奖项。（叶继元等编著：《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行文至此，我要说几句并非题外的话。我知道，写这种文章会大大地得罪人。我点名的人大都是圈里的熟人，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朋友。因此，遭人恨、被人骂自在情理之中。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想说“我不遭人恨，谁遭人恨”的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