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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辽东高庙灾⑨，主父偃疾之⑩，取其书奏之天子（11）。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12）。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13）。于是董仲舒吏，当死（14），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①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指居家教书。②此句是说董门弟子很多，不能一一亲授，后来者便随先来求学的学长受业，弟子之间依顺序辗转相传。以久次，根据时间先后的次序。③舍园：屋舍旁的园圃。④精：心志专一。⑤容止：形貌举动。⑥此句是说董仲舒根据《春秋》所记载的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求天道阴阳更替变化的规律。阴阳，中国古代哲学一对范畴，表示天地万物间普遍存在的两种最基本的矛盾势力或属性。先秦哲学家认为，阴阳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万物的生成和变化；阴阳家则更以阴阳五行说附会社会现象。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宣扬天人感应，即取阴阳五行说融入儒学，强调天意的主宰作用经常是通过阴阳变化所造成某种祥瑞或灾异来显示的，以此指导地下统治者的行动。错行，交替运行。⑦一国：此指江都国。⑧《灾异之记》：《汉书·董仲舒传》记辽东高庙发生火灾后，董仲舒曾著书推求此事所显示的天意，但写出草稿后并未立即上奏，即此篇。⑨是时：《汉书·董仲舒传》作“先是”，系事于董出任江都国相前居家时期，时间上与此有出入。高庙灾：《汉书·五行志》载此事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六月，辽东高帝庙失火。⑩疾之：指嫉妒董仲舒。疾：同“嫉”。（11）取：窃取，暗中偷得。（12）刺讥：指责讥讽。按：《汉书·五行志》详记董仲舒论高帝庙火灾之言，他认为天灾示警，应杀最为不法的贵戚近臣。（13）下愚：最愚蠢。（14）当：判罪。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②，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③。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④。”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⑤。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粱《春秋》⑥。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⑦：兰陵褚大，广川殷忠⑧，温吕步舒。褚大至粱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⑨，于诸侯擅专断，不报⑩，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①攘：排除。四夷：此泛指四方边境内外的少数族。夷，古代统治者对东部各非华夏民族的蔑称。②希世：迎合世俗。③从谀：逢迎取容。④胶西王刘端性情狠毒暴戾，又好淫乱，屡犯国法，对朝廷派来辅佐他的国相和公卿大臣杀伤很多。因此公孙弘举荐董仲舒去赴任胶西国相，是蓄意害他。详见卷五十九《五宗世家》。⑤公羊氏：此指战国齐人公羊高的学说。他讲解《春秋》自成一家，即《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起初公羊学口授相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武帝时立为官学，设博士。董仲舒专治公羊学，是此派大师。⑥谷粱《春秋》：即《春秋谷粱传》，儒家经典之一，由战国鲁人谷粱赤始创。此派讲解《春秋》，和公羊传一样，皆侧重阐发微言大义而不注重史实。至西汉宣帝时立为官学，设博士。⑦遂者：有成就的人。⑧殷忠：一作“段忠”。⑨节：符节，朝廷官员出使时作为凭证的信物。⑩擅专断：指敢于自行裁决案情。（11）通：此指仕途通达。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王延海译注
【说明】这是一篇类传，记述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实。特别对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司马迁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汉武帝喜用酷吏，打击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奸吏，以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汉武帝这样做的结果，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出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实际上多为官逼民反的起义者）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作者反对酷吏，倡言不能以此为榜样，其反对苛政虐民的思想，完全深寓于叙事之中，所以前人说本文是“讽谏微情，盎然可掬，此极用意文字也”（姚苧田《史记菁华录》）。实际上作者把酷吏苛政出现的罪责归之于汉武帝，文中多次说“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天子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等，甚至说“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司马迁“深慨”（张云璈《读酷吏传》）之情，“悲世之意”（刘熙载《艺概》），溢于言表，反映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当然作者对某些酷吏的某些品质，如对郅都的“伉直”，及其“行法不避贵戚”，“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的廉洁奉公的品德，和“居岁余，郡中不拾遗”的治绩都大力赞扬，甚至说“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显示了作者公允的史德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现了《史记》一贯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体现了司马迁美刺艺术的重要原则。
此文把十几个人的史事集于一篇，却能以严酷苛暴为线索，使全文结构严谨，前后一贯，绝无零乱割裂之感，真是“结撰灵妙”（姚苧田《史记菁华录》）。但文中对每个人物的叙述却各不相同，有主有次，有详有略，如写张汤较详，写晁错较略，“笔力极其变化”（唐顺之《唐荆川精选批点史记》），“笔态千曲百折”（姚苧田《史记菁华录》）。本文还以“短悍为主”（牛运震《史记评注》），文字非常精炼，但重点却很突出，表现了作者杰出的叙事才能。
孔子说；“用政治法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约束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改正错误，走上正道。”老子说：“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不表现在形式上的德，因此才有德；道德低下的人，执守着形式上的德，因此没有实际的德。”“法令越是严酷，盗贼反而更多。”太史公说：这些话可信啊！汉令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管理政治清浊的根源。从前天下的法网是很密的，但是奸邪诈伪的事情却产生出来，这情况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官吏和百姓竟然相互欺骗，达到国家一蹶不振的地步。在这个时候，官吏管理政事就象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如果不用强健有力的人和严酷的法令，怎么能胜其任而愉快呢？如果让倡言道德的人来干这些事，一定会失职的。所以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一样；一定要有不同，那就让人们不要再发生诉讼的事。”老子说：“愚蠢浅漏的人听到道德之言，就会大笑起来。”这些话并不是虚妄之言。汉朝建立后，破坏了方形的，换成圆形的，对秦朝法律作了较大变动，如同砍掉外部的雕饰，露出质朴自然的本质一样，法律由繁苛而至宽简，就像可以漏掉吞舟之鱼的鱼网，然而官吏的治绩纯厚美盛，不至于做出奸邪之事，百姓也都平安无事。由此可见，国家政治的美好，在于君王的宽厚，而不在法律的严酷。
高后时代，酷吏只有侯封，苛刻欺压皇族，侵犯侮辱有功之臣。诸吕彻底失败后，朝廷就杀了侯封的全家。孝景帝时代，晁错用心苛刻严酷，多用法术来施展他的才能，因而吴、楚等七国叛乱，把愤怒发泄到晁错身上，晁错因此被杀。这以后有郅都和宁成之辈。
郅都是杨县人，以郎官的身份服事孝文帝。景帝时代，郅都当了中郎将，敢于向朝廷直言进谏，在朝廷上当面使人折服。他曾经跟随天子到上林苑，贾姬到厕所去，野猪突然闯进厕所。皇上用眼示意郅都，郅都不肯行动。皇上想亲自拿着武器去救贾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