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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乘舒死，立徐来为王后。厥姬俱幸。两人相妒，厥姬乃恶王后徐来于太子曰：“徐来使婢蛊道杀太子母①。”太子心怨徐来。徐来兄至衡山，太子与饮，以刃刺伤王后兄。王后怨怒，数毁恶太子于王。太子女弟无采②，嫁弃归③，与奴奸，又与客奸。太子数让无采④，无采怒，不与太子通⑤。王后闻之，即善遇无采。无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计爱之⑥，与共毁太子，王以故数击笞太子⑦。
元朔四年中，人有贼伤王后假母者⑧，王疑太子使人伤之，笞太子。后王病，太子时称病不侍。孝、王后、无采恶太子：“太子实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废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决废太子，又欲并废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污之⑨，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数恶已无巳时，欲与乱以止其口。王后饮，太子前为寿⑩，因据王后股（11），求与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缚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废已立其弟孝，乃谓王曰：“孝与王御者奸（12），无采与奴奸，王强食，请上书。”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驾追捕太子。太子妄恶言，王械系太子宫中（13）。孝日益亲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宅，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车镞矢（14），刻天子玺，将相军吏樱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数称引吴楚反时计画，以约束（15）。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望如是。
①蛊道：用诅咒等邪术加害于人。②女弟：妹妹。③嫁弃归：出嫁后被夫家休逐，回到娘家。④让：责备。⑤通：交往，往来。⑥以计爱之：是说为着实现某个目的而表示爱人，并非出于真心。⑦按：此段与下一段中华书局本原为一段，现据文意分为二段。⑧假母：继母或庶母（父亲的侧室）。一说“傅母”，即保育、辅导贵族子女的老妇，详见《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注。⑨乱：此指住仆之间男女私通，违背伦常纲纪。⑩为寿：敬酒祝寿。（11）股：大腿。（12）御者：帝王所用的仆人，此指淮南王的女侍。（13）械系：用镣铐囚禁。（14）赫：《汉书·淮南王传》作“枚赫”。车：古代的一种战车。镞矢：泛指有箭头的箭支。一说当指一种“金镞剪羽”的箭支，详见《史记会注考证》引王念孙注。（15）约束：管束。此指按照吴楚七国反叛时的计谋行事。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六年）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①，除前郤②，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车镞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白嬴至长安，未及上书，吏捕嬴，以淮南事系④。王闻爽使白嬴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⑤。
元（朔七）〔狩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⑥，得陈喜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⑦，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⑧，又疑太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廷尉治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⑨。吏皆围王宫而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⑩。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
①昆弟：兄弟。②郤：通“隙”，缝隙，此指彼此的嫌隙。③约束：此指约定。④此句是说白嬴由于与淮南王谋反事有牵连而被拘押。⑤按：此段与下一段中华书局本原为一段，现据文义分二段。⑥有司：古代泛称各有专职的官吏。⑦雅：平素，向来。⑧先自告：抢先自首。此句是说依汉律，自首者可免罪。⑨情实：真实的情况。⑩杂：共同。
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①”，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②，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③，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④，臣下渐靡使然也⑤。夫荆楚僄勇轻悍⑥，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⑦。
①膺：抗击。荆：周代楚国的别名。春秋时楚国争霸，不断向外扩张，疆域辽阔。汉初淮南国、衡山国都在春秋楚国的旧版图内，因此作者引此诗句发表议论。舒：指楚国的结盟国舒庸、舒鸠、舒蓼等。按：这二句诗引自《诗经·鲁颂·（ｂì，必）宫》，原诗赞扬鲁僖公参加齐桓公的会盟，惩制了楚国。②蕃臣职：指诸侯国具有的保卫中央政权的职责。屏障。蕃臣，即身为藩国之主的诸侯王。番，通“藩”。③仍：沿袭。④俗薄：世风浇保⑤渐：浸染。渐靡（ｍó，模）：比喻逐渐影响。靡，通“摩”，抚摩。⑥僄：轻捷。悍：凶狠。⑦自古记之：指前引《诗经》之语。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有为译注
【说明】这篇类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五人中，四位国相一位法官，都是居高权重的社稷之臣。其中，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作者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写出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意在阐明一个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而这，也正道出了作者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
汉代官吏也有仁厚廉正守法之人，但本篇只表彰历史人物，全不言及当朝，有深意在焉。古今学者都曾指出，本传与排稍后的《酷吏列传》乃是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映，相反而相成，作者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这或许可称之为别一种意义的“互见法”吧！互见之后，读者再回头看本文开篇序言结束末那一句“何必威严哉”的话，就会深悟“威严”者，乃酷吏弄权峻法逞威之谓也，作者写本传的深心及其思想锋芒其实在这里就已经闪现出来了。
文字简净，是本传极显著的特色。其篇幅之短，在全书与《佞幸列传》同居首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其写人多止三事，少则一例，取材于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无怪乎古人赞之曰：“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吴氏《林下偶谈》卷四，转引自《历代名家译史记》）这种写法，与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和专传不同，它是专题性的，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为此，类传皆有序言，开宗明义先阐述作者的观点，然后环绕这一主旨选取恰当的人物事迹予以说明，序言和传文之间，实为纲举目张的关系。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有时甚至不避重出。如子产生平已写入《郑世家》，本传为表现专题思想的需要再作载述，但略去一切具体行事，只列举非凡政绩，极写百姓的爱戴感激之情。和其它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除孙叔敖事略为完整外，叙其余四人皆一鳞半爪，精简之至。作者采用很少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贴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纲纪。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