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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柯夫斯卡亚便有了劫夺有关布莱克所准备好的间谍网情报的一线希望，这个情报是大洋彼岸间谍机关一直坚持要拿到的。当时，扬柯夫斯卡亚早已经同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接好线了。
扬柯夫斯卡亚十分清楚，命令弄到这份名单就等于命令打死布莱克。一般说来，她当时的处境是很为难的：不执行命令，就要被处分，那就意味着被打死，如果打死布莱克，也就会受到英国国家侦探局的追究。最后，扬柯夫斯卡亚认为还是服从她那大洋彼岸的主子为妙。
她找史密斯给她帮了忙，他是被指定为她执行某些个别任务的。她便公开地对他说必须打死布莱克。——这种事情根本不必瞒着史密斯。史密斯是容易同意这样干的，因为他嫉妒扬柯夫斯卡亚同布莱克好。顺便提一句，她同谁交往他都吃醋。
但是，德国人也是很注意布莱克的活动的。自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以后，住在各该国的德国人可以自由地回国。因此，从德国就来了很多遣侨回国的各种代表，其中就有很多特务。德国的间谍机关甚至还保护了布莱克，当然，他们对他是有着他们自己的打算的。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保护布莱克不让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暗算他。
整个事件的发展经过是这样的：扬柯夫斯卡亚先转告布莱克说，晚上要在“罗马”旅社的餐厅里等着他，过后她便警告史密斯，说她已受命将布莱克打死。晚上，扬柯夫斯卡亚就到布莱克那里去了。他们两人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谈话，后来，她就把他打死了。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扬柯夫斯卡亚就说，贝尔金先生不能来接电话，并且请问找他干什么。打来电话的那个人也没有讲自己的名字，就说会面的地点变了，同贝尔金先生会面仍按原定时间改在‘道加瓦’沿河街上。扬柯夫斯卡亚不熟悉汉斯的语声，她也可能听错了。如果挂电话的不是汉斯，那只能是德国人。
扬柯夫斯卡亚走出了布莱克的住宅，到了我们军区司令部占用的那座大楼附近，就等着我。
那还是在很早以前，她一瞧见我就注意到我和布莱克长的很相象了，那天晚上她就决定要利用这一点达到她自己的目的。
她在我到里加不久就了解了我的情况。我们军区机关有一个电工，把所有到军区司令部去的军官都对她讲了。
为了从我身上刺探某些军事秘密，她是不反对同我结识的，若是可能，还要使我爱上她。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同我结识的机会。
但是，由于她闹的这个把戏使她受连累的这种境遇迫使她找到了我的头上，她只得求我陪她在沿河街走一程。
如果我们遇到汉斯，她就可以走过去，跟他说有人跟踪我。汉斯只能瞧我一眼，就从扬柯夫斯卡亚的手里接过名单，他是不会怀疑我不是布莱克的。
但是，汽车刚一出现，杨柯夫斯卡亚就断定，在沿河街的这次会面是查出了底细的德国人安排的，这辆汽车是一位德国遣侨特派代表的。德国人不能不想到布莱克会交给汉斯某些文件。如果他们把我当成布莱克，就可能把我绑架，也可能把我打死。
因此，扬柯夫斯卡亚使我们两人装成了一对情侣。德国人就跑过去了，扬柯夫斯卡亚便忙着去会见汉斯。
史密斯把我当成了布莱克，他以为扬柯夫斯卡亚行凶末成。他们原来已经约定，如果布莱克到街上来，就由史密斯射杀布莱克。史密斯曾经用哨声给扬柯夫斯卡亚打个警号，但是扬柯夫斯卡亚防止了这种不必要的行凶。
史密斯一直在我们身后尾随着，当我们走到街角的时候，这时他发现看错了，但是他看我仿佛是要夺取扬柯夫斯卡亚的手提包，就开了一枪……
如果这一枪能打中，我就甭打算再到餐厅里去找那个神秘的陌生女人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一张餐桌旁找到了汉斯，便说布莱克遭到了袭击，受了重伤。汉斯慌了，但是她说凶手并没有抢到名单，汉斯便放心了。于是，她便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他，自然是没有提另外那一份了。她估计说，这次袭击可能是苏联侦察机关干的。这时，我进去了，可惜，当时我暴露了我对扬柯夫斯卡亚的注意。汉斯注意到了我。扬柯夫斯卡亚就说，我是苏联侦察机关的一位军官，并且说我早就就注意了布莱克和扬柯夫斯卡亚，她刚才在沿河街还碰见过我，说这很可能是我要打死布莱克。
汉斯命令把我干掉，并且警告杨柯夫斯卡亚说他在临行前还要检查，看这个任务是否已经完成了。扬柯夫斯卡亚没有办法，只得赶在我的前面，到我的住所去。
她是带着史密斯同去的。他们两个人藏在楼梯上了。当我—上楼的时候，史密斯就用电筒从上面照了我一下……
在对我进行谋害的时候，正赶上德寇第一次轰炸里加，杨柯夫斯卡亚立刻猜到了爆炸声的来由，她做事向来果断，于是便马上决定留下我这条命。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这个又顺从又不了解她情况的新的布莱克，对她会非常有用的……
让我冒充布莱克的主意，是她在沉着地执行汉斯命令的那一刹那间想到的。可以说是这个想法使她的手枪没有对准我的心窝，但是却对淮了我的胸部；如果说扬柯夫斯卡亚在这种新的局势下需要我，那也需要使我处在束手无策的状态下，她才便于行事。
她没有把我打死，却使我受了重伤。我当时已经不省人事，由史密斯帮助她把我拖出去并不是很困难的。他们把事情搞得挺复杂：在布莱克的住宅里把我包扎好，便由史密斯把布莱克的尸体弄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尸体在一个胡同里被德军炸毁的一栋房子的瓦砾下被发现了，但是这个尸体已经残伤得很历害，竟至使人无法看出是布莱克还是马卡罗夫了。不过穿的衣服和衣袋里的身分证，证明了这是马卡罗夫。同志们便把马卡罗夫埋葬起来，受了重伤的贝尔金就被扬柯夫斯卡亚送到医院里去了。
当贝尔金的性命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里加被德军占领了。德国人也知道贝尔金冒名顶替的是谁，所以扬柯夫斯卡亚便告诉给德国人了，何况根据大洋彼岸间谍机关的指示，格列涅尔已经成了她的顶头上司，而他是早就和这个间谍机关发生了关系的。
一般说来，她讲的这一切差不多都是已经被掌握了的情况，她也并没有讲多少假话。
审理工作已经接近结束了。
法庭主席是一个戴着眼镜，上了年纪的上校，他用探询的眼神瞧了我一眼，多半是为了走走形式，便问我：“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摆了摇头说：“没有，没有……一切都对……”
是的，扬柯夫斯卡亚所讲的一切都是事实，不过，她却摆脱了她应负的责任。诚然，她是给这些人和那些人搜集过情报的；但她却救了我这条命——起码在她讲完之后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且，如果不是想杀害鲁尼亚金——她把这个原因解释为由于一时激动——她甚至竟可以指望宽大处理呢……
但是，象扬柯夫斯卡亚这种自私自利和恬不知耻的罪人，她为了个人的利益竟玩弄甚至杀害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如果得到宽大处理，那可大不公正了。
“讲的都对。”我又说，“但是……”
主席又瞧我一眼。
“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还应当讲一讲同格列涅尔教授合作的情况。”我说，“这件事是值得法庭注意的！”
“法庭不应当过问我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扬柯夫斯卡亚暴躁地打断了我的话，“谁也没有权利过问我的私生活！”
她非常希望避开这种生活的某些方面。
“那么，孩子们呢？”我给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一孩子？”她反问道。
“是的，就是您给格列涅尔教授弄去作试验的那些孩子呀！”
“什么，什么？”法庭主席连忙问道。
于是，我就把我在敌占区里加所看到的一切都对法庭讲了。
我讲了吊在街心林荫路上的尸体，被赶到德国去的少年男女和格列涅尔教授别墅里的孩子，并且说明是杨柯夫斯卡亚亲自给她所尊崇的那位学者挑选作试验的……
法庭主席伏在桌上，就重新翻阅审讯记录。
“这是一种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