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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格尔和他的同事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且目不转睛地瞧着我。
“这是伦敦吗？”当我结束了谈话以后，爱丁格尔问道。
“不，是斯德哥尔摩，这是哈维亨少校。”我解释说，“是我们机关驻外的一个头头，我通过他同伦敦联系。”
“贝尔金，您真行！”爱丁格尔把我又夸奖了一番，“按规矩还要测定一下您那位哈维亨的方位，不过我看您还算老实……”
回到里加以后，他跟我要密码，于是我就凭记忆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他写出了一大部分代表符号，而后，隔了一天，我又把抄得很工整的一张表给他送去了。
“布莱克，太好了。”长官先生赞赏地说，“现在我们要亲自同你们那位哈维亨联系。如今该轮到谍报网了，假如这个谍报网确实有价值的话，那您就能得到一枚铁十字勋章。”
“也许会给我后脑勺一枪呢！”我暗想道，“谁晓得你们以后还想不想同戴维斯·布莱克打交道！”
“这个谍报网可不是那么容易转让的。”我支吾搪塞地说，“不过，我要尽力而为。”
但是，爱丁格尔对我送给他的这份札物相当满意，因此我就可以拖一拖再交出间谍组织。
至于电台，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它；不知道德国人在那里播送和收到了什么，不过，爱丁格尔再也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据此看来，“哈维亨少校”还是很称职的。
除了上述这段插曲以外，在这整个一冬天里，我个人的生活可算是异常单调了。我确实打算把布莱克那个极其严密的间谍网查出来，因而我的努力也就不能不被盖世太保注意到。爱丁格尔一看我在为他工作，他暂时也就只得忍耐。
说到我同维克多尔在里加度过的这段时间，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在他的身上，充分反映了我们苏维埃社会所赋予人们的一切优良品质：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坚韧不拔地去达到抱定的目的，毫不妥协；但另一方面心灵又异常和善、谦虚，毫不计较个人利益。
他对我万分体贴、恳切、关怀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同志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热列兹诺夫晚上坐在家里。扬柯夫斯卡亚刚走，所以维克多尔才能无拘无束地同我一起喝茶。
突然，维克多尔把两只手放在脑后，沉于幻想地说：“我现在多么想参加党的会议，参加那讨论最平常的问题的最平常的会议啊！”
维克多尔有些象儿子对待母亲那样体贴马尔塔，顺便说一句，我对她也产生了好感。她是一个普通而善良的妇女，她侍候过布莱克，也侍候过布莱克以前的几个人，仅仅是为了糊口。她的整个一生都是和里加的劳动人民联系着的，并且，因为她的许多亲人都受到了希特勒匪徒的迫害，她觉察到不论是我还是维克多尔都不是我们所冒充的人，所以就很同情我们，并且越来越成为我们亲近的人了。
但是，我同扬柯夫斯卡亚的关系可就相当复杂了。
可以说她对我甚至还挺不错，她爱护我，暗地里告诉我怎样对待德国人，调整我和爱丁格尔的关系，并且设法使我和格列涅尔亲近；总之，她想尽一切办法使人不怀疑我就是布莱克。
间谍、英国侦探机关的头子布莱克在波罗的海沿岸搜集军事情报，其目的是一旦燃起了战火，当德国和苏联发生冲突的时候，大不列颠就可以火中取栗……
根据从他手转到我手里的钱数来看，他的任务想必是还完成得不坏。不过，看来似乎还有些他应当完成或者正在执行的别的任务，所以英国侦探机关才决定在战时把他藏在里加，并且德国间谍机关也才来纠缠他。除了当前的活动以外，他一定—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在为一种有着长远目的的阴谋在进行着活动。
还有，既然扬柯夫斯卡亚在布莱克死后还不想退出这场把戏，那么这场把戏想必一定是很有利的了。我以为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一方面使纳粹分子顶我发生兴趣，而另一方而则抑制着他们对我产生的不满。
但是我也这样想：扬柯夫斯卡亚不会只限于扮演我的助手。毫无疑问，她一定同德国间谍机关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为他们执行着某种任务；她同格列涅尔的亲密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
格列涅尔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他著的一些书已经销行国外。从性格上来看他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并且野心勃勃：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求得声名显赫，他可以使用骗术，以便造成极大的效果，使同代人对他的本领感到惊奇。他是个学者，又兼有演员的才能；大概正是因为他有这种独特的性格，才使他同纳粹分子接近起来。格列涅尔在国社党还没有上台之前就加入了这个党，并且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袒护；他们两人一定会是情投意合的了：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好装腔作势，都患着难治的虚荣病。
是哪一股风把格列涅尔从柏林吹到了里加，这很令人难解。他在柏林大唱高调，说他愿意站在日尔曼精神的最前哨。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大军医院的院长，而实际上他却是东部德占区所有医疗机关的土皇帝。但是，他虽在前哨也不忘吹嘘，说甚至在里加也不停止他的科学研究工作。
他刚愎、冷酷而又好感伤，喜欢音乐和花，并且希望人们把他当成一个善人。
他从不谴责法西斯分子的暴行，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关于大批屠杀和设有死亡集中营的事；如果有人当他的面替德军的残忍以及屠杀“下等”民族作辩护，他就装聋作哑，仿佛只对他那抽象的科学感兴趣。
但是，尽管如此，里加城里却常常传说格列涅尔教授拯救了不少的孩子，使他们没有被德国人杀害。
有时，格列涅尔教授手下的工作人员出现在被判处死刑的妇女当中，把她们的孩子抱走。他们抱走的都是最健壮、最好看的孩子……据传言，在格列涅尔的别墅里还开办了一个不小的幼儿园，这个传言不仅在纳粹党徒之间谣传，在受他们害的人里也时有所闻。纳粹党徒对此都置之一笑，说他是个老怪物，有一种学者的怪癖，被格列涅尔的工作人员抱走孩子的母亲们却在
为教授祝福；他的名字很可能是她们在临死以前所说的最后几个表示希望的字眼。
扬柯夫斯卡亚常到他家里去，有的时候也带我一同去。
这个老鹤对她显然是有好感的。扬柯夫斯卡亚一到他的住处，他就迈动他那两条鹤腿围着她转，请她喝甜酒，为她弹钢琴。
除去城里的一所住宅以外，德国鬼子还给格列涅尔拨了一所很大的别墅——这座别墅过去原是拉脱级亚一个财主的。格列涅尔说他需要一个别墅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我没有到他这座别墅去过，不过扬柯夫斯卡亚有时却同她的教授到城外去。我不晓得她同格列涅尔究竟亲近到怎样的程度，但是，至少她到他家里就象个女主人。
她自己住在旅馆里，她的家常生活很象一个到此地作短期巡回演出的穷演员：她不常在家，家里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她仿佛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住处，而且永远也不再回来了。
我有时发现在她的门前有那么一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第一次我没有注意这个人，因为各种各样在旅馆的走廊里游荡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当我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看到了这个人以后，我就问扬柯夫斯卡亚：“给您看门的这个家伙是个什么！”
“啊，这个人……”她点了点头，仿佛隔着墙指点着那个人，“他是我的保镖的！保护我，也保护我所袒护的人。”
她的回答照例是毫不说明问题。
一般说来，我对她是不了解的。我也曾问过她，但是她却不肯多讲。她的父亲是个小地主，他们在乡下只有一所房子和一个园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他的父亲在克拉科夫大学毕业，学的是语言学。他在华沙当过教员。他把他的领地当成别墅，只是每年夏天到那里去。母亲在女儿五岁的时候就死去了。父亲由于悲伤而大胆起来，开始到各处漫游，发表演说，搞起政治来了。他大谈生活的困难，结果也就有人开始听他讲演了。后来，他又开始在报纸上写文章，人们也就读起他写的东西来了。他一讲到波兰就象讲到自己的妻子一样，绝不许任何人对它说一句坏话。他是个对人无害的人物，因而就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