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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是红森林文化公司？”女人惊讶地收回她已经提起的右脚，一对蚕眉兵分两路，眉间的两颗美人痣忙乱起来。微微凸起的下眼皮显得难以为情。
“我们是红森林，我们是红森林。”若地红着脸说，“您请坐。”
女人眼珠子像是不听使唤地转了一周，那条只照顾到二分之一大腿的裙子没有摆动。她稳稳坐在紧靠玄关的米黄色沙发上。“旁边那家公司说你们是几个画家办的企业。”女人说着，从提包里掏名片。
“没错、没错，宁宁，到办公桌上拿一张卡片。您喝茶还是矿泉水？”
“喝茶。”
“到了春天，好多女人都不敢喝茶。”
“她们怕老，我不怕。”
“不怕好啊，不怕。”
“女人过了二十八岁就不再怕老了。”
“您看上去刚刚大学毕业，真的，刚刚大学毕业。”
“大方农民画艺术公司？那里的杜鹃花名闻遐尔。听说是西藏以外的最后一块处女地。好地方。”
“我也听公司这样说，没去过。”
“那是，我们地大物博，值得去的地方太多了。”
“公司想在北京举行一次农民画展。你先看看这些资料，洗手间在哪，北京一到春天，空气就新鲜了。”
“出门一直往右拐。左边第一个门。那门上的人像剪得马虎——干脆你随我来，我送你去。”
若地领着那个眼睫毛长长的女人转过玄关，艾欣第一个笑得人仰马翻。赖飞从他老是整理不完的资料中抬起头说：“艾欣你不要笑，我看这单生意说不准还有文章可做。若地手机带出去吗？”
“他的手机一直挂在腰上。睡觉时才放到枕头下。”Mark杜急忙汇报。
赖飞抓起电话。他像在战场上那样不停地看手表：“若地，这可是你接的第一笔业务。顺着她的资料走。主动请她吃饭。要做得自自然然，做出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多次重复‘缘分’两个字。别管她听得懂不懂，偶尔还是夹杂几个英语单词招呼她。知道了，没问题，我马上放钱到你的办公桌里。按公司的一般接待标准，记着要开发票。”
放下电话，他又支使大伙不停地往外打电话，一定要制造出公司忙碌的气氛。
艾欣的桌子上放着我昨天送的一大束玫瑰，她一片一片地撕下那些枯萎的花瓣。她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让我学学细节方面的技巧。在家乡时我一直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一做假，连说话的声音都会发抖。
那天下午若地趁着酒性带驻京代表到平房去的时候，天快黑了。他在门前的排水沟边摔了一跤，沙砾把裤管蹭破了一个洞。那个女人痛心地扶起他，他的酒醉得更加糊涂。他一再指着门框上的“有猫真富贵，无爱小神仙”的对联峦口峦舌地解说。“我有一只猫，是一只野猫。你喜欢猫吗？它叫春的时候就叫像样的春，我写诗的时候就写像样的诗。”
“小时候家里养有猫。说不上喜欢不喜欢。”驻京代表说，“爱小动物的男人心好。”
在湖北人开的小菜馆里她喝得也不少。丈夫不在身边，女人的感情大多像水一样不规则，你用茶杯盛它，是圆的；用方缸盛它，又是方的了。初中二年级同班主任顶嘴赌气离开学校，她一个远房亲戚在农民画公司做副总，亲戚到北京两次被会虫骗过之后，她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份轻松的美差。若地几次试探着捏她的手，见她毫无反对的意思。他心潮起伏地偎着她坐在床沿上，一箭双雕的战果几乎辉煌地在那间黑沉沉的平房里快活地闪烁。靠门边的墙角摆着第一代香雪冰箱，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冰箱里长期只供养方便面的缘故，一个小时以内，冰箱总要叽叽歪歪地叫上两三次。驻京代表摸索写字桌上那盏罩子被烧糊的台灯开关，若地一把抓住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亮桌子上拖着两条蜡泪的红蜡烛。
“今天不要电灯，只点蜡烛。”他急忙低声地说，“没别的意思，每年的今天我都只点蜡烛。”
“看不出你这人规矩还真多。”她缩回被握住的手。“不吃味精，不吃姜，居住在十万人以上城市的诗人写的诗歌你不读，这算第三条规则吧，情人节的第二天只点蜡烛？”
“八年前的情人节，我失去童贞。
我这些年糊里糊涂地丢过不少东西，毕业证书，二胡，最为我寒心的却是八年前那个注定让我后悔一生的秋波。我发誓倘若某天碰到她，非得打她个生活不能自理。我比不得您们女人。一旦伤着了，伤口永远不会愈合。”若地在床沿上来回摆动着她的手说道，“那年我刚刚满十六岁，八年前，那可是连妓女都天真的年代。”
“她很丑吗？你这样记恨她？”
“说真的，我回忆不出她的模样。她戴着一颗钻戒，钻戒是讲克拉吧。”若地直起脖子，温柔地说，“真到我懂女人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Outsiders（局外人）了。”
并不是人人都对蜡烛有特殊感情。女人夹着提包打开窗台下边的电视机，她没有再回到铁床边，顺势坐在那张主人好像刚刚起床的折叠床上。
电视台正在重播前一届杯欧洲足球锦标赛，斯托依其科夫进一个任意球，若地忍不住一屁股坐到地上。自从不拉二胡以后，每次看球赛，只要他喜欢的球队进球，他都会忘乎所以地坐到地板上。Mark杜住在平房的时候，地板经常弄得湿糟糟的，可是他同样照坐下去不误。这种不经过大脑指挥的综合症，据说也是当初追艾欣久久不上手的原因之一。那年正好踢欧洲杯，赛事结束后，他恍然发现眼看就要到手的爱情已经不可挽回地退了回去。后来他虽然在俄罗斯流浪诗人那儿对这有欠风雅的恶俗得到比较经典的诠释（尊重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就像尊重一个国家的主权一样重要），但是每每不由自主坐到地上之后，他还是会微微感到羞愧。那天，不明就理的女人见他突然跌坐在地上，慌忙跳过来准备扶起他。他把那句颇有魏晋风度的话瞪着她又念上一遍，只是最后他加上硬邦邦的三个字：“别碰我。”
“若经理你真有意思。”女人把皮包放到书桌上，情侣那样蹲到他的面前感动地说，“我从小受的教育只是织织毛线衣，打长途电话尽量选在节假日之类。到现在为止，你说的好些话虽说我听着有点儿懵，但我相信你是活得最为洒脱的男人。”
若地双手撑在膝盖上勉强站起来坐到床上，这次画展对公司的重要性被他提升到耸人听闻的高度。
女人不解地问他：“若经理你真的喝大了，你们公司单注册资金就是两百万啊！”
若地把公司如何请别人代验资，四个股东每个月只领200元的手机费等等诸如此类不宜公开的秘密和盘托出。他摸着良心说：“这次画展，是我平生第一次做生意。我不想对您隐瞒什么。Public（政府）在大力支持西部。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
天完全黑尽之后女人离开若地的平房，他的两种挽留方式都没有取得成功。女人信誓旦旦对他说，要签的话，合同一定同他签，能认识他，是他们上辈子修来的缘分。若地为她招了出租车，抢着预先付了车费，千恩万谢送走他的第一个客户。
二十几天过去了，除了赖飞偶尔过问这件事以外，公司里没有第二个人提起那个准备办农民画展的驻京代表。活该若地倒霉，今天早上赖飞在公交车上碰到驻京代表，女人说，她没少给老板反映我们公司的诚实，但老板最终还是不放心把画家价值几十万元的心血送给一家皮包公司。这事黄了，她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她写新的手机号码请赖飞转交若地。赖飞青着脸到办公室，添油加醋把这件事喧染一番，若地补交出那天的招待费用，还被取销了一个月的手机补助费。
“人的诚信不等于公司的诚信。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和你一样转不过这个弯。”我无意识地磨了磨牙，好像找到了某种支柱。
若地跳下桌子，他几乎碰翻豢养在白瓷花瓶里的君子兰。他的办公桌在左边的墙角，（如果从排列上看的话，中间刚好隔着Mark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