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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芳听话地提了提领口低到肚脐上的内衣，她说，它呀，就是喜欢凑热闹。真有哪一天弄丢了都不知道。若地想伸手去碰，半路上被挡了驾。他色迷迷地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天三里屯的一个小姐去算命，算命先生说，小姐啊你最近要小心点，你身上带有凶兆啊。小姐暗自寻思，那我把身上的胸罩脱下来会不会好一点呢？从此后女孩子的乳房啊总是上不挨天下不着地，伤风着凉自然顾不上了。他悻悻地接着说，每一则丰乳广告背后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男权社会，这不以女人的意志为转移。从理论上说，乳房下垂只是因为地心吸引力加强。人们疯狂地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地心吸引力增加。我们公司做过调查。一个国家矿产业的发展情况可由乳房的坚挺度来判断。
你们不是文化公司吗，怎么考察起这些事来了？芳芳下意识地摸了摸胸罩里边的名片。
主营文化，若地说，也做点咨询调查，维持公司基本费用。在北京办公司开支是个无底洞。
Mark杜两只手在空中挥来舞去，最后拉开椅子和小兰贴着身扭动屁股、腰、大腿、脖子，凡是能动的地方都被调动起来，很像一些有趣的杂技动作。真不愧有一个跳舞的女朋友。小号手吹奏得特别忘情。他一个劲地跺着脚，除非在他扭转身体的时候才停下来。仿佛那些声音是从地板里踩出来似的。他抖动着肩膀，后退一步站稳脚跟，左脚踢踏得更加卖力了。他吹奏的是一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曲子，不时有古代官员宣布砍头时那种威严的停顿。切格瓦拉头像面前，一群人在跟着屏幕学韩国街舞，他们猴子一样抓耳挠腮。女人隔着桌子长时间地握住面色阴沉的男人。长腿的服务员托着茶盘站在吧柜边，老板娘面色冷漠地在货架上找着什么。这真是一个狂欢之夜，我不停地喝着啤酒。
芳芳拉着小兰上洗手间，Mark杜撑住桌子挪到若地身边，他抬了抬若地尖尖的下巴快活地说：
“怎么样，跟Mark哥出来混？今夜肯定有戏。”
我把小说装进口袋，颓丧着脸说：
“或者我先回去，反正我们又不同路。”
“你忙这一分钟干什么？安不在，兄弟好不容易放纵一次。坐着，她们屙尿回来我们就散。”
“那我在外边等你们。”看见芳芳从帘子后边钻出来，我面无表情地说，“在北京你们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我这种陪嫖看赌的老总。”
我刚刚走到人行道上，若地后脚就追了出来，他气急败坏地说：“是坐台小姐，昨夜，她们是坐台小姐。开口就要五百块钱的坐台费。”
“管他的，我们先走。让Mark杜和她们交涉。”
在成人世界，女人有两种最为可耻的行为：自己脱光自己，伸手向男人要钱。
“什么狗屁邻居，现在堵着Mark杜不让走。全变脸了，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全变脸了。
“Mark杜还有几十块钱的车费。而我的身上半个子儿都不剩。你是知道的，那个拼盘有多贵。”
Mark杜愁眉苦脸地坐在椅子上，小兰紧紧攥着他的手。看见我们回来，小兰说：“本来嘛，大家玩得开开心心，各行有各行的规矩。”
“白吃白喝还要坐台费。”若地在我身后低声咒骂。“事先不讲清楚简直存心蒙人。”
我在若地的椅子上坐下，给两位小姐点了烟，同情地说：
“大家都还年轻，没有哪一个挣钱容易。”
芳芳认真地点了点头。她说：
“是啊，以后大家熟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本来在那边坐得好好的（她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桌子）。”
“你们怎么交结的我不清楚，只不过看在老邻居的份上给他们打个八折吧。全球经济普遍都不景气。有个国家的总理被赶下宝座你猜是为什么吗？嫌他坐飞机坐得多了呢。”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最少一个也得给两百元。”芳芳说，“我们又不是那种乱来的。”
“这么贵？”我摸出钱包，一五一十地住外数钱，心疼地说：“够得上去全聚德海吃一顿了。”
走的时候Mark杜和若地老大不高兴，我拉着芳芳说：“你不说我们还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改天你给我打电话。”她嫣然一笑。嘴唇飞快地掠过我的面颊。
博茨瓦纳大使馆，Mark杜四处寻找小便的地方，我说：
“其它的好说，这钱你们可得还我。”
“以后再说吧，老大。”他急匆匆地说。
“早晓得她是坐台小姐，喝什么君山银针。”若地在我身边叫苦。
猫摸着黑抓了抓我的脚，没和它玩，它无趣地躺下。沉重的呼吸声昭示着它内心的宁静。
这两只猫每天成双成对，晚上很难看到它们在一起。好几个晚上我想弄清楚陪我睡觉的究竟是哪一只，试了几次都没有办到。它们长得实在太像了。毛皮，花色，连那在嘴角边一字儿排开的胡须也一样长短。我拉了拉枕头，合上眼睛，尽量让自己睡得舒服一些。
在三里屯，也许你看得出哪个女孩是妓女，但你不知道哪个女孩不是，包括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情人。
这种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时常耽误我早起。老太太每天都要到房间叫醒我。曙光在窗帘背后露出苍白的漩涡，慢慢卷走这种夜以继日的朦胧状态。好像有一部分生活，它的存在，纯粹是为了回忆。某一个时期被我们所忽视的点点滴滴，在另一段时间，它会原原本本返身回来，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以至分辨不出哪一些是现在，哪一些是过去。每当我离开热带女孩的房间，踩着吱吱乱响的阶梯下楼的时候，耀眼的太阳光下，我都会看见一些阴郁的图画，它们像被女孩子提着的裙角那样匆匆闪过我的眼帘。
第二天十点过钟，赖飞打电话催了两次，我仍然倦在被子里不愿起床。李唯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够小的了，不时还是有断断续续的单词钻进耳朵。那是几个年轻人教北京人学英语的节目。英文的句子不像中文这样平缓，个别单词总会从平稳的陈述句中蹦出。
我承认道德本身就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它的意义大多时候取决于当事人的心态。可我还是为这种类似于乘人之危的占有感到羞愧。我从来没有高估性本身的意义，但也没有轻视它。我在故乡那段杂乱无章的日子，无论如何还是有某种轻微的道德基础。我一贯相信性是检验男人的标准之一。如果真得降低到动物领域，起码要征求对方愿不愿意，最低限度也应该付费。李唯当然不是什么良家妇女，整个过程倾尽我的所有她仍然意尤未尽，她对性的饥渴远远超出我的能力。某种意义上，我进入她之前她已经诱奸了我。就像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朋友给你预订了一个你并不满意的房间。不过，这种让身体说话的放纵，使得我从那可恶的梦魇中解脱出来，还原为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不管从社会从朋友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这种伤害，如果说它算得上伤害的话，我想都应该可以被理解，至少，值得同情。可是李唯她会怎么想呢？看得出她并不相信我，按她的原话，被二奶以前，在北京她见多了西装革覆后边飘着几根花花肠子的男人。北京不是葫芦岛乡下，借住我这儿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现在，她当然可以装聋作哑住下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纵容出来的。早上她推门进房间，轻轻为我拉上被子的哪一刻，她不正是在这样想吗？我和艾欣的关系之所以一直徘徊不前，很大程度上是被性阻挠着。二十六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音乐，油画，被晚报记者尊称为白领，这只是生活的侧面。她们对性的直觉，对性的占有，早已开花结籽。在今天北京每年因为性关系不协调而让婚姻遭殃的事例不说别人就是娱记们也没兴趣留意。艾欣是个心细如发的女人，别看她平时什么都无谓。真的要认起真来，凭李唯这点猫肠狗肚，说什么也不可能逃得过她的眼睛。
“在学英语？”我选了句不冷不热的开场白，装出刚刚睡醒的样子在卧室门边伸着懒腰。
“听着玩，学什么英语。”她慌忙跳过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