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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浑身痉挛地忍受我的蚕食，她都表现得合情合理，仿佛这本身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过像电脑里的一只宠物，有时候公然违反主人设定好的路径蹓跶而已。性不神秘，但它高贵。每次回想起雪儿那张干干净净的脸我常常感到惋惜，总心疼白做了那几次为数不多的爱。
“这个月的房租再不交，我都快上北京新闻了，你知道，我的龙卡上不会停留有多余的钱。”Mark杜说，“安喜欢你的小说，签个名给她作个纪念吧。”
城市真的伟大，它能够让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把谎撒得滴水不漏。Mark杜这样一说，好像我天天和他在一起斯混似的。事实上我们顶多是三年前在我家拥挤的客厅吃过一次饭。对母亲旗下的那些流浪诗人，我历来不感兴趣。每天回家见到餐桌上狼藉的杯盘，总觉得他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家伙在利用母亲的弱点。上半年小说出版，母亲写信告诉我Mark杜一长串的电话号码，可我一次也没给他打电话。我记得三年前他在我家客厅朗诵哑弦，我嘲笑过他吐字不清。初到北京的那天早上，母亲让他到车站接我，但是他没来。后来我听到的解释是他前一天被人请去做了一次半边裹着棉袄半边裸着的行为艺术，发了低烧。春节他去看望母亲，但是我没在家。
“书写得狡猾，”安裹着浴巾被坐到枕头上，身段比我想像的还要高出一截。她躲在浴巾被里穿戴完胸罩，爽快地说，“但挽女孩子的姿式不对，你是左撇子吗？”
“按小说的最后一条规则，小说和生活毕竟是两回事，这和左手右手无关。”Mark杜抱着手替我回答。也是在这一瞬间，我为能够盯着一对陌生的乳房看而不受谴责实在地感受到了生活在文明社会的好处。搬别人的生活到舞台上去让大家指手划脚显然是不道德的。那才叫亵渎呢！望着避孕套边的剧本，我想。
胸罩是纯粹的黑色。安穿戴完毕，松开手，它像两个大号的蝴蝶标本从浴巾中脱颖而出，颤悠悠地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国外有学者研究乳房的历史，看来她的方向是找对了。对男人来说，回忆往往有限，如果一个女人的身体没有突出的部位。比如雪儿吧，当她单方面终止和我的关系，我对她就没有特别的印象。哪怕是一声低叫，一个眼风，一条手臂。当初要是知道一切会简单到让性来作为终结，我肯定不会选择她。在戏剧出版社和美编聊天的下午我就认真地归结小说不成功的种种因素到雪儿小巧的乳房。当初上帝送到我身边的是另一个女人多好。普天之下女人是一个样，但身体不是。有了茶杯，什么水不可以装？就拿我父亲来说，虽然我读过他所有的书信和日记，大半时间看的书也是他的遗物，可是对他依然模糊，他要是扇过我的耳光，或者光着脚板在我面前晒过一次太阳，哪怕就那么一次，我肯定都会有比较可靠的记忆。
安接过钱三下两下穿戴整齐挎着坤包准备下楼，我大失所望，脸灰灰的，先前的血液这时候也渐渐趋于平静。
我胡乱在小说的扉页上签了名。没好气地问Mark杜：“你刚从老家回来？”
小说出版后，母亲左一本右一本的送人，然后她又一遍遍地向别人解释早些年为什么让我念经济管理的苦衷。文学是自发的。她对前些年北大举办作家培训班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林中的老虎是培训出来的吗？她常常这样得意地向她的朋友们说。而我之所以能写出小说，之所以写出的小说还能让人读得下去，在她看来，就是得益于我心中没有方式方法圈圈套套。我疑心Mark杜的书就是从母亲那儿弄来的。北京没有几家书店卖那本一定程度上让我声名狼藉心我的小说。
“没有啊，今年也不打主意回去。画卖得好，要上长白山叩见丈母娘去也，听说我是农村孩子，你听老太婆怎么说？她说怪不得安又唱歌又跳舞挣的钱还是不够花。你看，你看，还没有正式做女婿，倒变成鸭子了。上星期去王府井看到你的小说，买了好几本。算是支持吧。这年头看得懂油画的人越来越少。小说也没人看，问题可就闹大了。”Mark杜这样借题发挥的时候，安已经咚咚咚下了楼梯。
第三天Mark杜打电话叫我到筒子楼吃饭，顺便还钱给我，没等他说完我就谢绝了。
“你手头紧，先留着用。”
我后悔鬼迷心窍跑到肮脏的筒子楼。两天过去了，那个淫秽的场面胶布一样贴在我的视网膜上。危险的是当时我中了蛊似的想入非非。一想到我的小说要在那龌龊的地方住上一辈子，我几乎缓不过气。在男人的世界，任何一桩看似了不起的爱情都可以还原为嫖娼。大多时候，只不过环境不同，道具不同，理由不同罢了。当我知道自己被人赤裸裸地借用，而这种借用又是我本人无法更改，像一颗螺丝钉的垫圈，只有它认为所扮演的是如何伟大的英雄角色。我为自己的这些发现异常苦恼。母亲一生只短暂地经历过一个男人，但是当初在家乡我为雪儿的决绝悲痛得不能自拔，母亲说，你已经不小了，没必要为一件事情掉两次眼泪。我摸不清她是从什么地方获得的力量，这种力量神奇地支撑起她对生活充满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同时也蛊惑她三十岁不到就永远关闭了身体和心灵。父亲是一个平常的美术老师，他没有一幅成功的作品，据说他最大的优点是小提琴水平超过他的本专业。他们的爱情建立在亲戚关系上，连最低限度的浪漫也没有。他外出写生那天遭遇到雷电，全身烧得糊焦焦的，那年我三岁。外婆说，在殡仪馆我吵着要气球，而且指明要红色的。每次去外祖母家翻来覆去听到的都是这腔话，可我一点点负罪感也培养不起来。离开Mark杜的房间，一想到我被蹂躏的小说，那天晚上我一宿都没有睡好。竟然神经兮兮地向往父亲的早逝。
我很快忘却这次不愉快的见面，梳理了自己走散的心思，制定了详细的攻读计划。早上一下课，我就跑到图书馆抢占位置。在自修室里，我为母亲写热情洋溢的长信，汇报北京一年多来的生活。在信中我写道：
……妈妈，我开始读牛顿的著作。常常在晚上做笔记。一切都好。只是找一个北大女生给你做媳妇的愿望恐怕一时难以实现。你知道，社会在转型，每个女生的想法都怪。而我对爱情，一向比较苛刻。
想了想，我把最后边这句话删掉。另起一行写道：
妈妈，我见到你的学生Mark杜，照实说，我不喜欢他。他也不是你所形容的那样名满天下。在北京他根本就不敢声张他过去是诗人。照实说，我真的不喜欢他。他住在圆明园那边的一幢筒子楼里。大多数画家都搬到宋庄去了。当然，这不只是房租的问题。这些天来，我老是在想，是不是走弯了路。我是说，顺着彼得？杜拉克的方向会不会修成正果？社会到底需要多少管理人才，我问过好些人，他们谁也说不清。好多同学都劝我回头去写小说……
我本来想在信中鼓励她再嫁，但我又怕这样轻狂的心思，徒然惹母亲生气。没有去拜访她在京的几个老同学，在电话中我已经隐隐听出她少许的不满了。
如果不碰见安，我坚信这辈子会像大多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那样越过越好。北大每年抛出那么多女孩，勤学苦练，母亲的愿望不是不可能实现。
像大多数展览一样，等到娱记们的兴奋点转移之后再去参观，不但门票会给一个合理的折扣，也不会有人在你身边指指点点。这是我顺着世纪坛空旷的展厅游览时最为明显的感受。媒体真的伟大，他可以给观众戴上最为流行的眼镜。有评论家推波助澜，不愁大众不一窝蜂抢到艺术的最前端。艺术家创造一种风格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大众要达到同样的高度只需要晚报上煞有介事的几篇报道。当我在暮色中看到十几个中学生葡伏在毕加索张狂的线条前临摹，老师在旁边口若悬河地串讲蚀刻画的十三种技法，不由我不自惭形秽。别人最为容易掌握的东西，到我手里，难度总是无限度地扩大。抽象的东西对我来说总是难以把握，比如我牢牢地记下安的乳房之后，闲及无聊，也发挥过想像，但无法把它孤立出来，提升到美学的高度。作为这样或那样的象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