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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武则天统治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解决的办法是，一些地方采取有计划的移民，缓解“土狭人稠”的压力。在新得到开发的地区，不断设置州县来加强管理，放宽人口流动的控制。另外，武则天时期对逃户采取了审慎的政策。对那些脱离国家的户籍，流入地主富豪之家的隐藏的佃户，或逃到山林等地广人稀地区进行垦荒的农民，最初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主要是基于把它看成一个由于吏治败坏而导致的社会问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深层原因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中央想要通过对地方官的督察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地方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对检括逃户并不积极。二者的这种矛盾，迫使按察使的派遣经常化，但逃户问题并没有解决。 经过多年的酝酿，到武则天末年，派出了打破原来御史台系统和地方制度的专门的括逃使，对于那些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逃户，采取加强管理，因势利导的审慎政策。不仅赦免逃亡农民脱户的罪责，准许他们就地落籍，甚至通过免除赋税和贷给种子的办法来对他们加以安辑。这就使得逃户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并且随着人口的自然流通和增长，增加了许多新的居民点。国家控制的著籍户口因此有所增加。
武则天统治的前后，作为国家征税依据的户口统计数字，有了很大的上升。据户部的统计，永徽三年（652）全国380万户，到神龙元年（705），增为615万户（《唐会要》卷84《户口数》）。著籍户口以平均每年百分之零点九一的速度增长，在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方面说明了武则天统治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状况（参《汪海逄剖仿鄹濉の湓蛱臁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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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是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盛唐是一个繁荣强大的盛世，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诗人们也是一个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另一观点则认为，从文学上讲，盛唐气象是一种雄浑悲壮的气象，文学上的盛唐气象不是文化上的“盛世”景象，也不是直接反映的盛唐时代。
从历史时代上讲，唐玄宗统治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开天盛世”。但是，历史时代意义上的盛唐，并不仅仅限于开天时期，实际上，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种盛世特征。
从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看，这一时期国家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开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高峰期，根据《通典·食货典》的记载，唐代国家控制的户口由神龙元年（705）的615万户，到开元十四年（726）增加到706万户，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前，达于极盛，计有891万余户，5291万余口。这是登记在国家控制的户籍上的户口数。实际上即使在天宝时期国家控制的户口达于极盛时，仍是“浮浪日众，版图不收”，未登记的隐户占有全部户数的三分之一。最高的估计认为天宝末唐代极盛时期的户数在2000万户，人口达到1。4亿。仅仅从官方统计的著籍户口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高的。开天时期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比例，人均粮食占有量达700市斤。这是构成了国力强盛的坚实基础。国家积累的财富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有常，变量补充，入大于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还表现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地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私家粮食和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生活日渐繁荣。这是一个“家给户足，人无苦窳”（《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志下》）、“四方丰稔，百姓乐业”（《唐语林》卷3）的时代。杜甫在《忆昔》诗中对开元盛世的描写，道出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状况。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在以上背景下，文化上的盛唐气象表现出如下特征：
艳丽明快的色彩。这种色彩既体现在唐三彩、铜镜、丝绸织物、金银器、敦煌壁画等物质性文化上，也体现在盛唐诗歌中。如贺知章《咏柳》中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刘方平《夜月》中的“今夜偏知春风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还有绿窗、红门、皑皑白雪和点点白帆。可以想见，这是多么亮丽明快的一幅风景画！
生动自然的情调。如敦煌壁画中的许多单身菩萨，完全是典型的唐代盛装妇女形象。唐代的高僧道宣就说当时的菩萨造像“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流，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唐人自信，思想解放。一些供养人壁画中，世俗人物高大不凡，大有压倒诸天菩萨的不凡气概。唐人率性，较少做作。该唱时唱，该舞时舞。杜甫《饮中八仙歌》写道：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博大恢宏的气势。如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便体现了唐文化中的这种气势。明代的西安城只是唐长安的六分之一。
雍容华贵的风度。武则天做皇后时，捐脂粉钱修造了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是盛唐文化典雅秀美、雍容华贵的集中体现。她与敦煌的北大像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盛时代来临的美好预兆。此外，观赏牡丹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娱乐活动，也是唐人风度的一个象征。牡丹是芍药的一种，大概到唐代才把木芍药专门称为牡丹。唐人喜好牡丹成风，每到暮春季节，长安和洛阳游赏牡丹的车马如流。刘禹锡《赏牡丹》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昂扬坚定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的程度，是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标尺。唐代的妇女享有较多自由的时代。有人作过统计，在《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妇中，唐代只有51人，宋代有267人，明代达到36000人。所以朱熹要骂唐人为“龟唐”，说他们“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洪迈感叹“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元化的选择和较大的个人空间。
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繁荣，造就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势昌盛、文化灿烂的盛唐时代出现的物质基础。充裕的物质条件，人间与天堂的距离被拉近。艺术上的表现力也被极大地发挥出来。在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中，以净土变为核心的各种经变故事，主题就是将人间天国融为一体，人间的荣华富贵被搬到了天上，天国的富丽堂皇又搬回了人间。
而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南北之间的交流、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造就了唐代的开放性格。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使得盛唐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较多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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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王朝的统治经历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并且达到其鼎盛阶段之后，爆发了一场由边镇节度使发动的叛乱。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了唐王朝的由盛转衰，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各地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不仅安史叛军进行了破坏，就是平叛的官军也有时大势抄掠。还给唐王朝的财政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被叛军割据的河北地区，以及驻有重兵的河南、山东、荆襄和剑南等广大地区，赋税都无法上解中央。因此，巨大的战争费用全部压到江南和淮南百姓的身上。在安史之乱尚未平息的时候，江淮一带就爆发了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到安史之乱平定后，才被镇压下去。代宗即位之初的宝应元年（762），绛州还发生了因为将士粮赐不充引起的朔方军将的骚乱。这些都说明了，与农民起义和兵变相联系的财政困难，是当时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农民起义被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