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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崎岖，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政论》，载中华版《全后汉文》726页）这里典型地反映豪族对依附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
其三，豪族大多有可资依托的“坞堡”。它除了具有设防自保的军事意义之外，也兼具经济意义。豪族在指令依附者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的同时，还把他们编组为私人武装。当着社会发生动荡乃至于战乱之时，豪族以“聚众自保”的形式，把依附者团拢在自己周围，结成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利益共同体，其内部的奴役关系就被淡化了。坞堡内部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养殖业、种植业紧密结合，形成了“闭门成市”的格局，除了盐铁之外，不需倚赖外部市场供应即可自给自足。这与东汉时期商品经济萎缩的局面是完全一致的。至于这种以豪族为中心的组织形态，是否可以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相类比，学术界迄今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坞堡”式豪族田庄的存在，是没有异议的。
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汉代的农事和时令风俗活动，是了解豪族田庄的宝贵资料。各地考古所见东汉的陶阁楼、坞堡、园地山林等明器，以及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直观材料，为人们了解东汉豪族经济的各个侧面，提供了缩影式的物证。
东汉豪族势力的发展，具有多种社会意义：从经济关系来看，豪族庇荫人口，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依附者只为主人所役使，户口不上国家户籍，不为国家承担赋役。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得到发展。从政治格局来看，它体现了地方势力的抬头，隐隐与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相对立，构成了东汉末年由统一趋向分裂的社会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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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试图用内敛、谦恭之类的言辞，来表述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称之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可以说，汉唐时期的中国，就进取精神、开放意识而言，决不亚于任何国家和民族。这也是造就汉唐盛世的动力之一。汉唐的都城，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自各国的使臣、探险家、商人，往返奔波，使之成为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给世界历史的进程，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汉代士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发扬光大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传统理念。秦汉之间的四位名人，对这种精神做了集中揭示：首举反秦义旗的陈胜，在为人佣耕之时，就自负鸿鹄之志；目睹秦始皇出游的盛大仪仗，流亡之中的项羽，口出心声：“彼可取而代也”；身为亭长小吏的刘邦，也敢于道出仰慕之情：“大丈夫当如此”；后来成为汉家大将的韩信，在困顿之中寄食漂母、受辱胯下，既不自惭形秽，也不恣睢妄行，是因为他坚信可以建成伟业，故不肯逞一时意气而自毁前程。西汉的许多名臣都有不断进取的佳话传世：儒学大师董仲舒，为了学业有成，可以“三年不窥园”；探险家张骞奉命出使异域，十余年出生入死，终于不辱使命；青年统帅霍去病自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名将李广用兵不循常规，每每以少胜多，匈奴对他敬畏有加，号称为“汉家飞将军”；政论家主父偃慷慨明志：“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至于快意恩仇的游侠、专断敢行的酷吏、“自炫鬻”的名士、立功异域的能臣，更以群体的方式，把进取精神发挥到极致。东汉开国功臣马援一生进取，“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慷慨激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气万丈，激励了多少后人！以经营西域而名垂青史的班超，由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终成定远之业。东汉末年的国家栋梁陈藩，在少年时期即胸怀大志，有人因见其居室庭宇芜秽而质疑：“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藩应声作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上引文，俱见《汉书》、《后汉书》本传）正是具备了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充溢着雄壮激昂的气氛而令后世仰慕。
国家版图的扩展、对外交流规模的扩大、世界性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都与汉代的进取、探险精神以及开放的意识直接相关。汉武帝为了解除来自匈奴的军事威胁，做了多方努力。他的思路未被局限于北部国境线，指令张骞出使西域，以及经略朝鲜半岛，是为了“断匈奴右臂”、“断匈奴左臂”，这是兼顾全局的战略部署。其中，以张骞出使“凿空西域”的影响和意义更为重大。我国同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民国时期的学者顾实特别推崇《穆天子传》的价值，认为它记载了三千年前周穆王往还亚欧两洲的行程，“实为世界最古而空前绝后之大游行日记”（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例言》）。另外一部先秦奇书《山海经》也可以印证上古时代与域外交流的存在。但是，此类典籍的神秘性过浓，影响到它的信史地位；此外，不论当时的交往达到了何种规模，都没有给后世留下可以延续的成果。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张骞在西域发现了来自蜀地的特产，汉家朝廷曾依据张骞的推测而努力寻求这一可能存在的蜀——西域交流的通道，却一无所获。因此，张骞是以大一统王朝使臣的身份开辟域外交通路线的第一人，他的探险直接产生了“丝绸之路”而造福当时，泽及后人。“凿空西域”的史家赞叹，准确地道出了他奉使出行的历史贡献。
张骞首次出使肩负的政治使命是，联络与匈奴有宿怨的大月氏回师东进，与汉家夹击匈奴。大月氏因为迁居之地物产丰富，无意为复仇而与匈奴开战，决定了张骞之行无法如愿。但他十余年的出使，耳闻目睹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当他向汉武帝报告之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面对此前中原王朝所知甚少的域外风情，坚定了汉武帝继续经营西域的决心。“开西南夷”是开发云贵川高原的果敢之举，实际是为了寻求通西域的民间通道。张骞的第二次出使，以联络乌孙国为主要目的。使团的规模和携带的物品更为可观，成果更为巨大。乌孙、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先后与汉王朝通使、通商，使节往来和民间贸易持续不断，实现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大范围交流，铸造了丝绸之路的辉煌。汉王朝的声威，远扬异域；汉文化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大。此前的中国历史不论如何变化万端，其舞台不超出亚洲东部的地理分野；而此后的历史发展却打破了天然屏障，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以其卓越的聪明才智，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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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何种渠道选官用人，总与各个时期的政局密切相关。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汉代“选举失实”、“名实相背”的问题，就由此而产生。汉末政论家王符，对“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潜夫论·论荣》）的选举积弊进行了抨击，发出了以才干高低、政绩优劣来选拔、进退官员的呼吁。这种循名责实的主张盛行于汉末，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既是出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士庶大量流动，由乡里对士人的德才加以评估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延续，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用人“核之乡闾”仍是具备合理性的。
以上所述的历史背景，正是“九品中正”制应时而生的原因。公元200年，继位魏王不久的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和推行“九品中正法”。中正，官名。由各郡从现任朝官的本籍人中推举有知人之明且威望素著者出任。其职责是，对本郡的士人，依据品行才干，逐一划定等级，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计九品，并将评定结果上报吏部。吏部在任命官员时，原则上应该与中正官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