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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革委主任沉吟了一下，说：“我是问你个人的要求。”
李芙蓉说：“这就是我个人的要求。”
“那好吧，”省革委主任说，“有预算没有？”
李芙蓉说：“若是造一座可以并排走两部汽车的桥，需要两百万。若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造一座简易的，也行。”
省革委主任起身走到会议室的窗子跟前，看着在不远的地方闪闪发亮的那条河。进县城的时候，他的吉普车就是在那条浮桥上“咣当咣当”地摇摆过来的。
他说：“给你们四百万，造一座能并排过四辆车的桥。”
这座桥至今仍是这个省桥面最宽的一座县级公路桥。这个仍然财政困难的县的领导人一旦说起经济开发问题来，总是说，好在当初就有了这么一座桥，今天怕是四千万也造不起来了，到哪里去筹措这笔钱呢！
关于这座桥的桥名，当时有过许多争论。有人主张叫“芙蓉桥”；有人主张叫“怀恩桥”，后来统一了，叫“朝阳桥”。李芙蓉和省革委主任都同意。幸亏了这统一，使桥名可以一直沿用至今。不像许多有纪念性的建筑物的题名和题字那样，总是被改来改去，给历史学家造成许多麻烦。
1970年1972年
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反正那些目的都很伟大就是，中央派了一位女记者下来采写典型。到了省里，省革委主任介绍说，下面有个李芙蓉，很不错的。记者来头大，见的世面大，看了些有关李芙蓉的材料，并不觉得怎样的特别惊人。她真正被感动的，是女人的同情心。
李芙蓉在社会上很辉煌，家庭生活却不如意。她调县以后，把在镇搬运公司当临时工的丈夫也带来了，还给他转成了国家干部。可是男人不晓得是怄她“破鞋”的气，还是怄自己低老婆一等的气，总是打不起精神，动不动就拿老婆当靶子练拳脚。李芙蓉也不晓得是有愧还是有德，每次只要男人发火，她就关上房门，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任其发泄。有时难免被来找她汇报工作的其他干部撞见。有些实心眼的干部，比方接替李芙蓉当小镇镇长的胡月兰，出于义愤，往往把这样尴尬的事拿到大会上去说，弄得全县都晓得自己的父母官在一人之下受欺负，却又帮不上忙。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胡月兰仍是像在大会上一样义愤填膺，比划着手势详细介绍李芙蓉男人怎样一把一把揪落县委书记的头发，一掌一掌打得县委书记满嘴是血。“这样的男人，简直是反革命！”胡月兰恨恨地说。
“是法西斯！”记者一张本来就白嫩的脸变得煞白，两眼泪汪汪，情绪比胡月兰还要激动。
胡月兰是出了名的“二百五”，喜怒哀乐都常是有口没心的，天大的事，转身就可以抛到脑壳背后。记者却是真的动了感情。她生长在京城的官宦富贵人家，家庭生活中的这类暴行闻所未闻。她甚至还特地去从旁观察了一次李芙蓉的男人。那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满脸胡须，像个仙人掌，使她觉得恶心。
记者后来写出的关于李芙蓉的报道倾注了她最大的激情。她沿袭五十年代一篇有关志愿军的著名报道的格式，把李芙蓉称作是“新的最可爱的人”。
在恢复省委建制的这一年的省党代会上，新的最可爱的人李芙蓉当选为省委委员。会议是最高规格的，吃住安排也是最高规格的。当模范以及当县委书记之后，李芙蓉上省城开过会，还去过北京，但住的都是简朴的招待所，这回住的是省城唯一的一家宾馆。宾馆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人设计建造的，里面又高又大，空空荡荡的让人显得渺小。不过这风格同县城和镇上乃至乡下的屋子倒是没有什么分别。不同的是不晓得墙上为什么要贴花布。地上打滑，为了让人走得放心，就铺了厚厚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其实更不放心，又让人肉痛——那样好的东西——李芙蓉听说那是羊毛织的。窗子大得吓人，整整一面墙都是空的（为什么不用砖砌起呢？乡下的窗子都是很小的，尽量不露白），为了挡住这空洞，就用那么厚厚的绒布从屋顶挂到地上，又重，掀起它还真要用些气力。绒布的那一面竟有闪闪发亮的金丝。李芙蓉想不通，这是何苦呢？还有那一面墙的窗玻璃。莫非城里的玻璃比砖更贱么？床更是存心不让入睡安稳，翻过来翻过去都是凼，人睡下去好像是水牛掉进烂泥塘。最使人胆战心惊的是卫生间。马桶比县委食堂的饭碗还要细瓷白亮，怎么忍心用屎尿去糟蹋！当然也有李芙蓉觉得可以批评的地方：澡盆的形状不好，跟杀猪盆没有二样。洗澡水更要命，两只开关，一只出的水冰得全身打抖，一只出的水烫塌了她胸口一层皮。不过她是精明人，晓得这不会是宾馆的问题，是她自己没有找到方便的窍门，也就隐忍了，不声张。往后的几天，不用澡盆就是。心里就想，难怪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要封了这宾馆。落进了这样的安乐窝，不修也要修了。而今启了封，给他们用，是因为打倒了修正主义，让他们工农兵来占领。这样想着也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记者采访，李芙蓉翻来覆去就说我们李八碗，穷得卵子打得板凳响，外头人都唱“有女莫嫁李八碗，嫁了也要打回转”，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有一日会住这样的屋，吃这样的饭，坐这样的马桶。真正是先前一棵草，如今成了宝。记者问她对省党代会的认识，她只是一味哽咽：政府看得起，我心里辣痛……之类。记者不便追问，也就原文照发。几家报纸和广播出来，省委书记（也就是省革委主任）看了，对她说：“你不要光是感动，你不是普通百姓了，要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省委书记神情严峻地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远没有结束，甚至更尖锐、更激烈了。连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都有人反对。”
“会有这样的事？”李芙蓉难以相信。
“真要有，你怎么办？”
“我跟他拼命。”
“那不是办法。”
“那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李芙蓉这回确是认真的。这样的事她完全不能想象。
就有了后来那封影响极大的李芙蓉致党中央的信。她代表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要求设国家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过了一年半载，这封信的内容被附在一个内部文件里公布出来，作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党阴谋的一部分，成了供批判用的罪行材料之一。过去的那一年里，斗转星移，天翻地覆，李芙蓉紧跟省委书记曾经要誓死捍卫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了反动路线的头子。这之前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出现了公开的对立。一向说一不二的省委书记居然受到了痛斥。带头的是“专员”，他指着省委书记的鼻子骂娘，不时把会议台子拍得“嘭嘭”响。
李芙蓉吓得不知所措，她头回看到省委书记像现在这样神色萎琐。
面对声色俱厉咄咄逼人的“专员”，省委书记声音喑哑地说：“不必这么激动么，我们是同志式的讨论么——”
“不对，我们之间是阶级斗争！”“专员”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时候，他在省委还并没有任何职务，是以列席者的身分来参加会议的。即便这样，现任的省委书记仍只有垂下那颗从来都是昂着的头。
李芙蓉头一次想：第一把手原来也并不总是牢靠的。在这之前，她一心一意地认为，凡事只要跟定了主要领导总不会有差错的。先前，让她当“模范”也好，当这个“长”那个“长”也好，当什么什么“委员”、“代表”也好，都只是一种光荣，一种让她在许多人面前有脸面的事。只要她实实在在地做事情，那光荣就会越来越多，脸面也就越来越光鲜。她当然也不只是为了这些才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人总要晓得好歹的，总要晓得感恩的。“感恩”自然不是感激个人，是感激党，感激政府。所以她才在“专员”同省革委主任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跟定了省革委主任。因为省革委主任比“专员”更有代表性。如今事情好像有些复杂了，光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不行的，光是晓得感恩是不行的。听哪个？跟哪个？并没有定规。听错了，跟错了，就有麻烦，甚至有危险。
李芙蓉头一次碰到了天大的难事。难就难在大家都说她错，她也认错，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