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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两包香烟给那孩子，他望着我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该死的，他样子十分可笑地看着我，我想，他会叫我们发疯的，一定会叫我们发疯的，这孩子的脸上露出那样一种神色……
“帕特，”我叫起来，是的，我相信我叫起来，“劳驾把这孩子送走，把他送走，”我叫道，“我受不了，不能看他的脸，这张感激万分的脸，为了两包香烟，我简直受不了，不，好像是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他了，帕特，”我叫道，“把他送走，把东西包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包上，给他包上……”
该死的，当帕特把那孩子带走的时候，我心中感到高兴。
帕特是会给他把东西包上的，我想，你坐在那儿灰溜溜的污浊河水旁，为了这样一张瘦削的女人脸，同河水聊了一会儿天，心里想：跳下去，跳下去，让河水把你冲走，直至……嘿，荷兰，该死的，可这孩子跳下去了，扑通一声跳下河去，为了那几张也许连一美元都不值的破纸片。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关 系
我妻子认识了一位给部长女儿修剪指甲的姑娘的母亲。是脚趾甲。我们家现在沸沸扬扬，乱成一团：过去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如今我们可有了关系，了不起的关系。我妻子向这个姑娘的母亲赠送鲜花和糖果。她尽管冷淡，但却是感谢地接受了鲜花和糖果。自从认识这个女人以后，我们冥思苦想，等到我们认识这个姑娘本人时应当为我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至今没有见到她，她很少待在家里，当然只同政府官员交往。她在波恩有一套漂亮的住宅：两间住房，外带厨房、浴室、阳台。但不管怎么说，据说不久就能见到她。我的心情迫不及待，急于同她见面，当然要恰如其分地低声下气，同时也要表现出坚忍性。我相信，政府界人士是很赞赏低声下气的坚忍性的，据说只有深信自己能力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我竭力深信自己的能力，并且很快就做到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耐心等待！
我们和政府界人士有关系一事传开以后，一时我们的身价便提高了。前不久，我听见一个女人在大街上对另一个女人说：“B先生来了，他同A有关系。”她的声音很轻，但却故意让我能听见，我走过这两位太太身边时，她们发出甜蜜的微笑。我以屈尊的态度点点头。过去我们的杂货铺老板只是勉强同意赊帐，脸上露出不信任的神情，看着人造黄油、大众面包和烟叶消失在我妻子的购物袋里。如今我们一去，他就满面春风，向我们推荐我们早已不知其味的美味食品：黄油、奶酪和咖啡。他会说：“啊，您不来点这种上等柴郡干酪？”要是我的妻子拿不定主意，他就会说，“您就尽管要吧。”——说罢垂下眼帘偷偷一笑。于是我妻子就要了。可是，昨天我妻子听到他对另一个女人耳语；“B家同A是亲戚。”事情传得真叫离奇。不管怎样，我们吃上面包抹黄油加干酪——不再是大众面包——喝上优质咖啡了。与此同时，我们有点忐忑不安地等待那位给部长女儿修剪指甲的姑娘出现。是脚趾甲。姑娘还未露面，妻子心神不定，虽然姑娘的母亲安慰她说：“别着急。”看来她现在已对我妻于产生好感。可我们急不可待，因为我们对近来所默许的赊欠已充分加以利用了。
由这位年轻小姐负责修剪脚趾甲的女儿是部长的掌上明珠。她正在攻读艺术史，据说天资聪颖。我相信。我什么都相信，可我仍提心吊胆，因为波恩的这位年轻修脚工一直还未露面。我们查阅百科词典和手头所有的生物教科书，了解脚趾甲的自然生长情况，发现它长得很慢，由此看来，不可能仅仅是这位部长女儿，很有可能，年轻的修脚工把波恩上流社会的脚趾一个接着一个捏在她可爱的手中。消除坏死细胞可能损害尼龙丝袜和部长短袜的麻烦。
但愿她别剪坏了。我十分担心她有可能把部长千金弄痛。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甲是极其敏感的（我曾追求过一个研究艺术史的女人，我向她跪下，胳膊肘不小心顶在她的脚趾上，对其敏感程度一无所知，一切就全完了，从此我就知道了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是多么敏感）。听说这位年轻小姐很谨慎，部长女儿对部长的影响和修脚工对这位千金（人们怀疑她在社会公益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影响非常之大——修脚工的母亲拐弯抹角地（一切都是拐弯抹角地）说，她的女儿曾给她认识的一个年轻男人搞到一个位置，给某一位政府部门的科长当文书。科长这个词提示了我。这挺合适。
在此期间，年轻小姐的母亲以同样亲切的态度接受鲜花和糖果。我们心甘情愿，把这些礼品敬献给社会名流，同时又提心吊胆，因为我们欠的帐越来越多，而且人们在窃窃私语，说我是A的私生子。
我们已从黄油和奶酪转向酥皮馅饼和鹅肝肠，我们不再自已动手卷香烟，只抽买来的烟。这时，我们接到通知：波恩的年轻小姐来了！她真的来了！她是乘一位国务秘书的汽车来的，据说她曾给这位国务秘书挖掉过一只乌黑的鸡眼。那么瞧：她出现了！
这三天，我们神经高度紧张，坐立不安，现在抽十五芬尼的香烟代替十芬尼的香烟，因为这种烟能更好地镇定我们的神经。我每天刮两次脸，从前是每周两次，如同普通的失业者通常该做的那样。不过我早就不是普通的失业者了。我们用打字机打各种证书，反来复去地打，越来越工整，越来越精确，我们写自传，十八份，以防万一，我们把这些拿到警察局去进行公证。整整一摞材料，将对我的非凡才能作出说明，证明我是天生当科长文书的料。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过去了，我们每天消耗四分之一磅咖啡和一包五十支装的十五芬尼的香烟（当然是赊来的）。我们竭力用一种有可能适合政府官员的行话来交谈。我妻子说：“我全垮了，亲爱的。”我说，“很遗憾，亲爱的，得坚持。”我们确实坚持到星期日。星期日下午，年轻小姐邀请我们喝咖啡（对十二束鲜花和五盒糖果的回报）。她母亲向我们保证，我至少会有八分钟时间跟她单独待在一起。八分钟。我买了二十四株肥硕的玫瑰红丁香——每分钟三株：上等丁香，娇艳欲滴，肥硕红润，看上去像是一群洛可可①女士；我还买了一盒令人心醉的糖果，并请我的朋友开汽车送我们去。我们乘汽车去，像发疯似的按喇叭，妻子激动得脸色煞白，不断地悄悄说：“垮了，亲爱的，我垮了。”
年轻小姐风度迷人，像个运动员，落落大方，一副政府修脚工的派头，不过倒也和蔼可亲，虽然有点冷淡。她正襟危坐在桌子中间，受到她母亲的精心照料，使我吃惊的是，桌旁有七人，三个年轻混蛋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一位人很正派、对我的花束大加赞赏的老先生——不过我们的糖果盒也确实令人心醉，金色亮光纸镶边，大小与其说是糖果盒，倒不如说像一个迷人的粉盒，盖子上有个可爱的粉色绒球，这个盒子也受到老先生的大声称赞（为此我对他不胜感激）。介绍时我听到母亲对女儿说：“B先生和太太。”停顿片刻后加重了语气：“B先生。”——年轻小姐向我送来意味深长的一瞥，点一点头，莞尔一笑，我感到自己脸色变白了，我感觉到自己是个红人，便微笑地容忍了这三个年轻混蛋及其妻子的在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大家显得有点拘谨，我们先谈论币制改革后巧克力工业的巨大进步，谈话是由一盒糖果引起的。这盒糖果看来博得那位老先生的青睐。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年轻小姐的母亲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把他拉来参加这次聚会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家伙做得过于显眼，太不老练圆滑了，其他三个混蛋的夹心巧克力糖果盒没有受到重视，脸上露出酸溜溜的苦笑。聚会的气氛很拘束，一直到年轻小姐开始抽烟。她抽的是十芬尼的香烟，一面拿烟一面讲了几条无关紧要的政府小道消息，我们五个男人一跃而起，给她点火，但她只让我给她点火。我得意洋洋，开始在脑海中描绘我在波恩的办公室的样子：红皮沙发，肉桂色窗帘，漂亮的文件柜，上司是一位年高德劭、慈眉善目的退伍上校……
蓦地，年轻小姐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