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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还是我的老师。抗战初期，大姐在附近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学校内外都乱，大姐怕我荒废学业，特地把我从原先就读的小学转到她那里，跳一级插到她的年级，亲自教我。那几年我在学校里得管她叫“钱姓”，也就是“钱先生”“钱老师”，回家才能叫她大姐。在此之前我书读得稀里糊涂，直到成了大姐的学生才忽然开窍，被她调教出来。而后成绩一路上去，成了班上的尖子。
若干年后角色倒了过来，大姐的儿子亚明轮我抱着长大，从一岁直到三岁。大姐生下亚明是在抗战最后一年，当时她和姐夫还在永安。抗战胜利后她和姐夫回来了，一个肉团子一般带着股奶香的小男婴被她塞到我的手里：“澳妹你抱。”
我心甘情愿照料小外甥。大姐曾是我的全职保姆，此刻我只能算是兼职，在课余时间帮工。母亲年纪大了，不再做工，只在家里做家务。亚明是我们家头一个第三代的孩子，虽然姓吴不姓钱，却是男孩，得到母亲极大的看重和宠爱。只是她身体不好，手臂无力，已经不太抱得动孩子，通常是动嘴不动手，指挥我为亚明办这办那。抗战胜利之初大姐很忙。她是市政府雇员，而后进警备司令部穿上制服，天天要去上班，事情没完没了，早已不是当小学老师时的样子。不变的是她依然“紧性”，风风火火，说一不二。她回家后，我们家的主导权又从母亲手里转移到她手中，包括亚明的监护权。大姐总是想把他交到我的手里，不放心让母亲围着转。
“阿姆不要老是死啊活啊骂，小孩学粗了。”她说。
母亲很生气。
那一年冬天厦门特别冷，感冒大流行。亚明生病了，病相凶险，头天喉咙痛，第二天发高烧，接连三天不退，全家人急坏了。孩子送到医院住院，医生诊断是患了肺炎，狠下重手，开了最厉害的药，却未见有效，高烧稍微压下一点，转眼又冲上去，比用药前还高。小不点男孩受不了折腾，几天下来，整个人烧迷糊了，吃什么吐什么，从早到晚昏睡，奄奄一息。医生通知孩子病危，只怕不行了，家长要有心理准备。
那几天我请了假，天天守在医院里照顾小外甥。看着孩子饱受折磨，一点一点蔫下去，真是心如刀割，无法忍受。大姐更是焦虑万分，她在医院里跑来跑去，竭尽全力帮助儿子与病魔相搏，渡过难关。
有一件事让我匪夷所思：姐夫突然离开了厦门。
姐夫吴春河当时在厦门一家报馆做事，住在我们家里。姐夫有一副好脾气，他比大姐大不少岁，在家里却是个受气包。大姐什么时候不痛快了，动不动会朝他喊叫——这种秉性估计出自遗传，大姐跟我母亲最像。吴春河对大姐的喊叫从不当回事，你喊你的，他做他的，既不回嘴，也不误事，等大姐自己偃旗息鼓。姐夫这种本事让我很佩服，我思忖他要比我父亲能忍，父亲会不会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脾气，这才离家不归？我知道大姐常对姐夫使性子，家里唯一能够管她的却还是姐夫，她其实很听姐夫的话，只不过不高兴了要吼几声而已。
亚明住院那几天，姐夫没少往医院跑，一来就摸亚明的额头，一张脸万分沉重，除此之外他帮不上什么忙。亚明病危的前一天黄昏，他匆匆赶到医院，看过孩子后，把大姐叫到外头去说话，我留在病房里。
我听到他们在外头吵了起来，隐隐约约，我听到姐夫提到了什么“任务”。大姐朝姐夫喊：“你去死！”
大姐不光脾气得自母亲，骂人也得自母亲真传。她把我吓坏了。
一会儿大姐走进病房，一言不发坐在亚明床边。姐夫跟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说，伸手摸摸亚明的额头，把他的小被子捂好，转身离开。出门前他把身上的皮衣脱下来，披在大姐身上，大姐负气一摇身子，皮衣滑落于地，他拾起来再披上去。
那天很冷。
姐夫就这么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台湾。
姐夫走后第二天，亚明高烧再起，昏迷不醒，身子开始抽搐，医生想尽办法，无能为力。当晚我陪大姐守在病房，大姐看着躺在床上无助的儿子，眼泪一串串落下来。她把亚明抱下床，捂在怀里，在病床边坐了一夜，不吃不喝，不说不睡，不听人劝，不让人帮，死死抱着儿子不放。
这孩子居然在她怀里挺了过来。
后来她告诉我，整整一夜她都在跟亚明说话，翻来覆去三个字：活下去。无论如何，她可以去死，亚明不能死。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好的孩子，他应当过上好日子，决不能死在那前边。她还跟亚明讲林壮国，阿国头上挨了几大棍，肚子上被捅了一刀，死在她的怀里，那时她感觉天都塌了，她不想活了。亚明是乖孩子，千万别让她再受那个罪。亚明昏迷不醒，却与大姐心灵相通，他听到了，他很听话，终于撑住了。
次日下午亚明开始退烧，病情稳定下来。
大姐累得筋疲力尽，我让她去睡一觉，孩子由我来照顾，她同意了。离开病房前她把姐夫留下的皮衣披在我的身上。姐夫个子不高，我和大姐个头更小，他的皮衣穿在我们身上有如大衣，特别暖和。我把两手插进皮衣口袋，手指头摸到了一个小纸团。那纸团没什么特别，就是一张揉成一团的小纸头，打开来，纸头上什么都没有。
恰在那时亚明醒了，哑着嗓子喊姨，说渴。我把纸头丢在病床边小桌上，赶紧找杯子倒开水，掺点白糖给孩子喝。急切中开水洒出杯子，泼到小桌上，洇了那张纸。我看到有字迹从开水烫到的地方显露出来。
纸头上没头没脑写着一句话：夜七时太古码头麻子原暗号。
我大吃一惊。赶紧把纸头塞回口袋。
我无意中撞见了一个秘密，这张纸是密写纸，上边的文字显然是联络指令。大姐只睡了一个多钟头，匆匆回到病房。我告诉她亚明都好，脱下皮衣还给她，还指了指皮衣的口袋。我看到她顿显紧张，伸手去掏口袋，从里边拿出那张纸头。她居然看都不看，直接把纸头塞进自己的嘴里。
“没给别人看见吧？”她低声问我。
我点头。
“跟谁都不要说。”
我断定姐夫另有秘密身份，很早以来我就有所怀疑，那张小纸头让我更加确信。但我不知道大姐是跟姐夫一路，或者只是一个知情者。她从不跟我说明究竟，她一向拒绝跟我谈任何政治问题，既不说“共产共妻”那些话，也不讲腐败政府要被推翻。她一有机会就训斥我，让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好好读我的书。我拿学校里学到的话跟大姐争辩，说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她不听，翻来覆去只是教训：“让你读书，不让你管这个！”
因此我很困惑，不知道大姐是什么人。
我从小学读到大学，靠的全是大姐。要是按照母亲的意思，女孩子最多读个初小，认得男女厕所那几个字，不会走错门，也就够了。当年大姐为了升学不惜离家出走，我的运气好多了，因为有大姐在头上罩着。大姐挣钱养家，照料每一个家人，已经取代母亲成为我们家的支柱，主导权掌握在她的手里。我在大姐手上开窍之后，读书很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大姐认定我是读书的料，一心要培养我。她说我们父亲读过大学，到了我们这里，一代不如一代，都没那个命，她从小盼望自己能读大学，到头来就是一场梦。还好家里有一个澳妹能读书，无论碰上多少困难，一定要让澳妹升上去，能读到哪里去哪里，一直读到没有书读为止。
高中毕业时我自己很想升学，却不敢拖累大姐，自知应当为家人尽力，想找工作谋生。大姐把我臭骂一顿，让我什么都别想，听她的，去考厦大。我听从大姐安排，成了钱家这辈人唯一的大学生。我上大学的所有费用都出自大姐，她的薪酬不算高，养家尚且吃力，还要供一个大学生，困难可想而知。她让我不要管，一心读书，不问其他。时逢乱世，遍地烽火，国共两军在北方各战场交战，闽南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学校里学潮不断，真是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姐夫自己神神秘秘，另有行为，大姐怎么还让我不问其他？难免让我不服。大姐训斥说。她是看重我这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