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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渡而言，与其说守望与倾听是他进入诗歌的两种方式、两个向度，不如说这是他运用语词，在内心里对爱、生死、命运等主题喃喃低语的震响和回声。一方面，西渡的诗歌力图表达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以及他自身对这些困境的超越。在早年的一首诗里，西渡写道：“我们看到一树梅花悄然独放。／但开始仍然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内心里／一种即将复活的希望开始被淫雨淋着”（《残冬里的自画像》）。这是执著于个人信念、期冀的诗意表白，也是穿越尘世的精神守望。可以说，守望成为一种持续的主题渗透在西渡的诗篇中。这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优雅、纯正的外形。在《悼念约瑟夫·布罗茨基》、《保罗之雨天书》、《寄自拉萨的信》等长诗里，可以看到，守望是面向一种灵魂高度的瞻仰，是一次“思想的悸动”，是对“洁白的信仰和纯朴的人性”的吁求。显然，在一个浮泛、喧嚣的世界里，诗人有他自己的精神准则。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西渡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寻求着一种能够凸显我们的母语——现代汉语之美的诗歌形体，特别是声音。在《诗歌中的声音问题》一文中西渡认为，“在一首诗中，声音往往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或者使一首诗连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使一首诗全盘涣散”。对诗歌声音的敏感显然来自倾听，即来自他对语言的秘密、个体生命的秘密的细细体察。在西渡那里，诗歌的声音并非寄生于外在的音响、韵律，而是与语言特性相符合、与生命律动相应和的语感和语调。他本人在诗里发展了一种与他的灵魂守望主旨相得益彰的音涮，一种清洌甚至激越的声音。这在他较早的诗篇即有所体现：“在起风的夜里想起那片单薄的树林／一定在风中弯下身子，未名湖／是否寒玲封住她的倩影／锋利的冰刃划过身体／一天又一天，我把青春的日子／放进湖底”（《未名湖》）。在他的《挽歌》（五首）、《挽诗》、《秋》等著名诗篇及他后来的一些叙事性较强的作品中，如《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旅游胜地》、《福喜之死》等，声音渐渐趋于绵密，其清洌品性包容在悠长的语句中，并通过克制、舒缓的叙写得到了有效的保留。
“在我们的时代，正是写作行为本身典型地体现了它所独有的尊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愿意说，西渡以他纯正的写作保持了这份尊严。
诗人塞风的青年时代
■ 李 枫
此文的副题是碧野先生对塞风友善的“戏语”，恰巧成了对塞风颠簸流浪的青年时代及其创作生涯的生动“写照”。只不过，在仓促逃亡中，根本来不及考虑带不带牙刷的。
我走近塞风时，他27岁，已近而立之年。但给我的感觉，依然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热情奔放得像一团火。但却也因无缘睹其青春全貌而遗憾。
所幸，从其友人的文章、书信、言谈中，终于触摸到塞风青年时代的脉搏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印象：他聪明智慧，富有个性，爱憎分明，勇于追求，敢于斗争；在黑暗动荡的年月里，像蒲公英被风追得四处飘飞，却始终眷恋着深情的大地。他不停地奔走，不停地寻找，不停地抗争；风尘仆仆，困厄重重，满怀信心，一路高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生长在黄河之滨、年仅16岁的塞风，以烈火般燃烧的语言，写出了后被誉为“绝唱”的18字短涛《弓》：“面对东北角／早已义愤填膺／／我拉圆／大地的弓”。从此，择就了他人生的道路，奠定了他诗的精神风骨。
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塞风流亡甘肃读书，但人在课堂，心在前线，时刻准备投笔从戎。1938年，他参加了豫西抗战话剧团，足迹遍及沿黄河7个县的乡镇村庄，参加演出了广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点燃了群众的爱国烈火。继而参与了《崤函日报》副刊的编辑工作，创作发表了大量为民请命、为民族命运呐喊的诗文。但社会现实不给塞风生存的土壤，他不断被失业、饥饿、寒冷、通缉所胁迫。
1940年暮秋，19岁的塞风与两位同窗好友（地下党员）奔赴延安，进陕北公学艺术工作队学习，拜萧军为师，与茅盾之子沈霜同宿一个窑洞。艰苦昂扬的边区生活及萧师纯粹刚直的品格，给了塞风深刻的磨练和影响。次年冬，因患肠疾被护送回乡疗养；当病愈欲归，道路已被敌人封锁。在极端苦闷的日子里，他写了题为《天外，还有天》的长诗抒发情怀。该作经曹靖华、何其芳先生过目，并于1945年在开封付印，但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1942年夏，塞风应朋友之邀去洛阳《行都日报》编副刊，兼编《大同报》副刊，以登载抗战诗篇为主。抗战中后期，洛阳形势“吃紧”，堂堂中原被国民党反动派践踏为人问地狱，很快被日寇鲸吞。出于一个年轻诗人的民族良心，他离职还乡，与友人沿日寇西侵路线跟踪采访，写了歌颂群众英勇斗争的报告文学《豫西地下火》，在党的地下刊物《群众》上发表，并相继完成了为有志青年指示方向的散文诗集《北方的歌》。然后独步伏牛山中，以“柳散”化名给重庆《新华日报》写战地报道，长我志气，灭敌威风。从1944年该报的影印本中，可见其多篇笔迹。
在数年的奔波逃亡中，塞风曾用十多个笔名写诗，承蒙曹靖华、邵荃麟、孙伏园、王亚平师友关照着。1944年冬，他在渝失业，有幸去《时事新报》为孙伏园先生做助手，编《青光》与《学灯》副刊，假日则去亚平的阁楼上，与臧云远、高兰等北方诗友相聚、论诗谈心。两月后巧遇失业的碧野，通过关系同去渝郊“红豆树风景区”国立女子师院附高教书，易名张弓。曾写诗《流亡者之家》：“……美丽的红豆树啊／你这流亡者之家／／每一颗小小红豆／都象征着爱的本色，／人间没有眼泪的故事／犹如没有蜜蜂的花园／／……”半年后，因被校方疑为“恐怖”、“爆炸”分子而遭辞退，两人重陷失业之境。
塞风无路可走，重返亚平“阁楼”栖身。这个不起眼的“阁楼”，其实是郭沫若为名誉社长的《春草诗社》总部，是诗人臧克家、臧云远、王亚平、柳倩、高兰、屈楚、沙鸥、索开等会晤的地方。他们都是来自民间，走着蒲风未竟的诗歌道路。塞风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散文诗集《北方的歌》和长诗《天外，还有天》两部书稿。
抗战胜利，为开展“光复区”诗的事业，塞风被任为《春草诗社》北方分社社长，回到久别的文化古城开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同时主编《中国时报》等两家报纸的副刊。牛汉夫妇相继到来，与苏金伞等协办了文学期刊《春潮》，塞风在创刊号上发表诗作《爱的宣布》作为战斗宣言。他还编辑了一套《春草诗丛》并亲自上街设摊叫卖，自如坦荡，视之为神圣的事业。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却坚强乐观。患难与共，工作热情高涨。不料，由反动报人所为的“偷梁换柱事件”发生，一首诗的内容被恶毒篡改。塞风暴怒，与之拼斗，被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胸膛，幸亏姚雪垠先生护救，才免于一场灾难。塞风怒吼：“打吧！打死我的肉体，打不死我的灵魂！”……他被通缉，与苏金伞上了同一张黑名单。
塞风先去通知苏金伞，而后星夜奔赴郑州，再到武汉，经邵荃麟介绍在《大刚报》落脚。18天后，开封的文化特务追踪而至。荃麟夫妇全力相助，提前备好了船票、介绍信，葛琴大姐化装连夜护送他到江岸，匿身下仓，直奔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经周恩来同志的秘书戈茅接见谈话后，转往中共上海代表团，由负责人陈家康安排在茅盾创办的“大地出版社”工作。在编辑工作之余，塞风愤怒地写了报告文学《军阀统治下的河南》，在《群众》上发表。国共谈判失败后，上海形势骤紧，中共代表团派人将塞风等男女青年12人，从海路送往胶东半岛革命根据地——烟台。塞风被分在胶东文协编辑《胶东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