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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了，全国要解放了。我写这首曲子，开首用了陕北眉阝雩阝的调子，象征着光明将从陕北延安方面来……”
看啊，祖国人民起来了，
排山倒海般起来了！
……
谁想要喝人民的血，
谁就要被消灭！
中国人民要永远做中国的主人！
……
祖国啊，看千万忠勇的英雄，
用鲜血染红你的胸脯。
我们要在你的土地上面，
建设自由幸福的乐园。
那时再没有人剥削人，
再没有作威作福的恶棍。
你就要从血泊里永生。
让我们拍着手掌欢迎新中国。
政治色彩如此鲜明的歌词，清新活泼的陕北民歌调子，《祖国大合唱》在蒋管区不胫而走，广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以至南洋的青年学生们，纷纷演出这首新中国的颂歌。
马思聪回忆说：
“有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演唱这部合唱，听众有四千多人，唱完之后又从头到尾唱了一遍，演出情况非常热烈。”
金帆回忆说：
“在‘文革’后期，我到北京维尼纶厂，遇见张宝城同志。他当年参加过演唱《祖国大合唱》。他说，在南京《祖国大合唱》演了一遍又一遍，歌声震撼了旧中国的‘首都’。有一次，在玄武湖畔组织了万人高歌《祖国大合唱》，特务们知道了，冲散了这场万人大合唱……”
这首《祖国大合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每逢国庆游行之际，常常播送。
写罢《祖国大合唱》，马思聪意犹未尽。他再度与金帆合作，要他“再来一个”。
金帆写出了《春天大合唱》。1948年，马思聪谱了曲，马上由广州艺专的学生们演出。
金帆说：“由于想在蒋管区能演唱，我没有正面写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战争，而用各种方法来暗示。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是的，是的，“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作为作曲者的马思聪，心里更清楚。
《春天大合唱》一开头，就咒骂起“冬天”是“残酷的暴君”：
啊，冬天是个残酷的暴君，
它凶暴地统治着我们，
它统治我们大久了，
人世间失去了温暖和幸福。
“冬天”是谁？“残酷的暴君”是谁？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打起锣啊，打起鼓，
放鞭炮啊，齐欢呼，
男女老少，兄弟姐妹啊，
大家都唱歌跳舞。
春天带来温暖和芳香，
春来带来幸福和快乐，
万物都得到了新的生命，
到处都开着鲜艳的花朵。
“春天”，又是意味着什么？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抛锚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一步一个脚印，马思聪和人民走在一起，和共产党走在一起。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他，是一个进步的、有良心的艺术家。
跟地下党结了厚谊
“1937年，我写了男中音独唱曲《永生》，词是蔡若虹写的。有管弦乐队伴奏。
我记得有一次在嘉陵宾馆孔祥熙主办的晚会上演唱过，周恩来当时也在座。这首歌演完时，周恩来曾和我握手。”《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1939年底的一天，山城重庆的浓雾刚刚散开，一个20多岁的青年拎着手提包，朝八路军办事处走去。
他叫李凌，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是一个酷爱音乐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听说周恩来副主席要找他聊聊，赶紧应召而来。
他一见到周副主席，马上从拎包里拿出崭新的《新音乐》——那是他编的、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杂志。
“《新音乐》的发行量多少？’凋副主席一边翻看着，一边问李凌。
“两三万。”
“哈哈，印数倒不少，这说明你们的群众工作做得不错。”周副主席朗朗笑罢，便把话题一转，“不过，你们的统战工作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在音乐、美术方面，几乎是空白。”
“我们的统战工作，确实做得很不够。”李凌面有难色地说，“不过，在音乐、美术方面，也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
“谁说没有？”周副主席两道浓眉一扬，说道，“马思聪，就可以找他谈谈嘛！”
在李凌的印象中，马思聪是个“大音乐家”。这样的人，能谈得找吗？
1940年2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李凌到重庆上清寺马思聪家拜访。
相见恨晚，他们一聊起来，竟是那么投机！
那时候，马思聪虽然名声已很大，但是只不过29岁。他显得很淳朴、直爽。他跟李凌都是“老广东”，又都爱音乐，他们用粤语热烈地讨论起音乐创作问题……
从那以后，李凌常常去看望马思聪。
李凌来自延安。他酷爱民歌。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
他收集了中国各地民歌。当他来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仍带着自己抄录的二百多首民歌。
在马思聪那里，李凌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跟马思聪谈起了民歌。
马思聪呢，恰恰是一位把中国民歌视为掌上明珠的音乐家。
“1936年，我到北京听了北方的大鼓等民间音乐，我的眼界扩大了，开始认识到丰富的中国民歌是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从1937年开始，我非常注意中国民歌，并力图掌握中国民族的音乐语言。”
（《马思聪院长的谈话》）
李凌拿出他珍藏的二百多首民歌，马思聪边看边哼，陶醉在中国民歌的特有魅力之中。
音乐成了媒介，他与李凌成为密友、挚友、净友。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党在蒋管区音乐界的地下工作者——赵氵风，也常常光临马府。
赵氵风23岁，有着广泛的兴趣。他跟马思聪谈音乐，谈美术，谈文学，特别是谈法国文学——因为马思聪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无拘无束地“摆龙门阵”之中，马思聪跟赵氵风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他们也建立起深情厚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马思聪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渐渐看出李凌和赵氵风的“左倾分子”面目，他也并不惊疑，仍一如既往，和他们谈天说地，切磋音乐。后来，当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李凌来自延安的“鲁艺”，是共产党，而当时又正值白色恐怖盛行之时，他并不介意。
1942年，马思聪在“反内战、反分裂”的各界人士的宣言上签字。他的大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十分明确了。
1944年。昆明郊区一间农舍。
马思聪穿着一身西装，无心于作曲，不时来到大门口张望。他的妻子和妻妹，穿着旗袍，也不时把目光投向屋外。
他们借住在这里，正等着一位客人的光临。
说实在的，马思聪邀请这位客人来家访问，最关心客人的还是马思聪的妻妹。
妻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听说那位客人是共产党，真想亲眼见一见——她从来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模样。虽然她并不相信共产党“青面獠牙”，可是，在她的想象之中，共产党如绿林好汉……
一个穿蓝布长衫的青年，朝这边走来。虽然马思聪的妻妹早就看见他，可是，她以为是过路人罢了。
近了，近了，马思聪和妻子跑出去迎接那个男青年。这时，马思聪的妻妹满脸惊讶：这个温文尔雅，像教书先生一般的人，会是共产党？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氵风。他正在昆明的“民盟”工作。
客人谈吐不凡，知书识礼，这更使马思聪的妻妹惊讶不已。哦，共产党原来也很有学问。
赵先生跟马思聪谈起了那场音乐会，两人捧腹大笑：
不久前，赵先生和马思聪都参加了“援助贫病作家运动”。他们俩搭档，举办音乐会，门票收入作为捐款，援助那些贫病之中的作家。
音乐会在昆明昆华中学礼堂举行，观众达一千多人，连演三天。赵先生上台独唱，马思聪上台独奏。
赵先生唱着，唱着，忽然自报节目：“下一个节目，《颂歌》，用外语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