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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来给她……送点儿东西……
我根本不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地从他跟前走过去。这种无言的鄙视是最好的报复，不是为我，是替莫姜。 再看见他，手里果然提着东西，不是麻豆腐就是豆汁，以证实“送点儿东西”是不虚。
父亲似乎不反感刘成贵，有时候知道刘成贵来了，就把他叫到里院来聊天。刘成贵进里院从不走垂花门，而是由厨房的小门进，顺墙溜，沿着东廊进北屋，进来也不坐，垂手站着，以示卑微。我一见他这副孙子模样就反感，就拿眼瞪他，想他抡菜刀的时候是何等凶恶，何等无情，现在装得跟避猫鼠似的，骗谁呀，狗奴才！
父亲让他坐，他说不敢。父亲说现在解放了，都是人民了，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那么多礼数了。刘成贵还是不坐，还是站着，说他站惯了。父亲说，你成了《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
刘成贵说，四爷跟西太后是本家，看在老先主儿的分儿上我也得站。
我说，让他站着，没让他跪下就便宜他了。
父亲惊奇地看着我，不满地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样刻薄，老刘师傅头发都白了，你跟一个老人能这样说话？有工夫我得上你们学校一趟，跟你们的校长谈谈，把学生都教育成这样不行。
我一调大屁股，出去了。
父亲跟刘成贵聊的多是吃饭的事情，扯什么满汉全席134道热菜，48道冷荤的内容，不厌其烦地用纸记了，说是要写文章。那时候父亲刚进政协，对搜集文史资料充满了热情，一礼拜恨不得写八篇文章往上递，说有些东西不写下来就丢了。父亲是光绪十四年生人，被慈禧派出去留学，学成回国，老佛爷驾崩了，到了也没目睹上老佛爷真容。刘成贵是见过慈禧的人，据他给父亲介绍，老佛爷精力充沛，食量惊人，只要肚子稍稍感觉到空，只要是没什么事情好做了，就得吃东西。有一回在颐和园景福阁刚吃完小吃，往谐趣园走，景福阁和谐趣园相隔不远，几步路，还是下坡，老佛爷不要坐辇，说要遛遛食儿。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不知为着什么，要吃鱼羹，厨子就得拿出带着的小灶，当场制作，当场品尝。刘成贵说，老太后实际是死在嘴上，怨太贪吃，太没有节制。有时候半夜醒了还要吃“烧猪肉皮”，最喜欢的清炖肥鸭几乎顿顿要上，夹肉末的马蹄烧饼和炸三角要吃刚出锅一咬流油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怎禁得住这些油腻！深秋时节，秋燥，调理不当，拉肚子了，成了痢疾，硬是拉死了……宫里的御膳并不都好，太精细，吃几顿可以，老吃就停在肚里不走了，弄得皇上和几位太妃的胃肠都不好。民间吃得糙，大眼窝头麻豆腐，绿豆杂面腌菜帮，吃着舒坦，拉着痛快。
这些话，好像不应该是从御厨嘴里说出来的，刘成贵自己在砸自己的行当。几十年后我才悟出刘成贵的道理，器具质而洁，瓦瓮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布衣暖，菜根香，恬淡平静的百姓日子是最弥足珍贵，最舒服养人的。
此经验非一番磨砺不能悟出。
自从刘成贵在父亲的怂恿下开始登堂入室以后，东直门外粉坊的豆汁和麻豆腐就经常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出现。豆汁和麻豆腐同属绿豆淀粉和粉丝的下脚料范畴，将绿豆泡涨，捻皮，加水磨浆，倒入大缸发酵，下沉者是淀粉，上浮者是豆汁。豆汁酸而浊，一股泔水味儿。麻豆腐是做粉丝的剩余物，颜色青绿，有豆腐渣的嫌疑。刘成贵是个狈，动嘴不动手，在他的指导下，下里巴的麻豆腐被莫姜做得精致无比。羊腰肉切丁，香油烹炒，放入青豆、雪里红、胡萝卜丝，单搁出；再炒黄酱，将蒸过的麻豆腐倒入，炒至香味四溢再把备好的作料搀进去，充分融合，起锅，盛入淡青色盘中，中间打个窝，浇上现炸的辣椒油，四周撒上青韭，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麻豆腐就可以端上桌了。炒麻豆腐的味道往往传得很远，胡同里一旦飘出那特有的香味，人们便知道，叶家又在吃麻豆腐了。相比，豆汁的做法比较麻烦，刘成贵在送豆汁的时候还要捎带从东直门棺材铺带些锯末来，熬豆汁切忌滚开大火，大火熬的结果是渣是渣，水是水，在锅里还浑然一体，盛到碗里，不待上桌，便汤水分离了。刘成贵的做法是，豆汁烧开用锯末熬，点着的锯末永远处于似燃非燃状态，豆汁便永远处于似滚非滚模样，水乳达到充分交融，喝起来酸中带甜，酵味实足。父亲翻出一本老旧的书，上头有说豆汁的，“糟粕居然可做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咸各一瓯”。
鸡鸭鱼肉固然高贵，却不如其貌不扬的豆汁滋味悠长。
但是我拒绝刘成贵拿来的豆汁和麻豆腐。这些吃食，隆福寺小吃摊上都有，不稀罕“老浑蛋”的赐予。
我已经上高中了，活动的范围和自由程度都非小学时代能比，对同班同学顾寅颇有好感，下学常约了顾寅到隆福寺东边夹道去喝豆汁。摊上的豆汁尽管没有家里的地道，但是有焦圈可配，还有咸菜丝。更主要的，是有顾寅在旁边，并不是为了喝豆汁，我们主要是欣赏豆汁摊的环境，头顶一个白布棚子，一个绷着脸，目不斜视的老头子，两条长板凳，一张小矮桌，周围是闹哄哄的人，左边是卖炸灌肠的，右边是卖切糕茶汤的……这是谈恋爱极好的地方。
此时的我，再不会让莫姜做奶酥六品来为我壮门面，足见我对这场恋爱的认真。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粮食日趋紧张，副食也开始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四两清油，一斤肉，连碱面和肥皂也要用购货本去买，莫姜纵然有天大本事也再做不出一咬流油的炸三角来了。父亲的单位里，干部们主动削减粮食定量，党员带头，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八斤、二十四斤。父亲说他每月有十斤粮食足够了，为保险起见，他给自己订了十二斤定量。依着父亲的算计，在那些红焖笋鸡、清蒸鲥鱼、烧鹿尾、烤羊腿以外，也真的吃不了多少饭了。单位领导没有理会父亲的想法，很理智地给定了二十八斤半，为此父亲还愤愤不平，认为人家挫伤了他的积极性。
莫姜有些失落，有几次我到厨房去找吃的，看见她挖挲着手在厨房里转，不知道该干什么。粮食按说不少，却突然变得不够吃，每月24号一大早就得到粮店排队，买下月粮食。父亲因了他的职务，每月多有供应，但极有限，无非是些黄豆和伊拉克蜜枣，有时是几斤咸带鱼。奠姜不会做成带鱼，她拿着那干瘦的长条问母亲，是用温水发还是上屉蒸？我由此推断，慈禧老太太是绝没吃过咸带鱼的。
连青菜也少见了，入冬，每户每人配给了五斤粮票的白薯，一斤粮票买六斤白薯。我们家用架子车拉回一车，堆在院子里，父亲见了那些白薯高兴地说，这回可以吃拔丝白薯了。
莫姜愁眉苦脸地说，四爷，拔丝好做，油呢？糖呢？
父亲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有人发明了用“双蒸法”做米饭，据说可以多出三分之二的饭量。街道上推广，母亲让莫姜去学，莫姜不去，母亲去了，回来照章操练，把米先炒了再蒸，果然爆米花似的发起不少，母亲很高兴。莫姜说，米还是那些米，哄了眼睛哄不了肚子。
母亲还学会了做人造肉，吃小球藻，净弄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让我们吃。
那一阶段，莫姜和母亲常出东直门，到人家收获过的地里去捡剩儿。捡剩儿的城里人挺多，老娘们儿们为半截萝卜，一块菜帮而打架。逢有争执，都是母亲出头，莫姜不会吵架，她连大声说话也不会，她只会用头巾遮着半张脸，在旁边呆呆地站着。母亲回来，得意地张扬着她的收获，莫姜则一头扎进厨房再不出来。好像一切都变了，都倒过来了，南营房穷丫头出身的母亲在此时此刻展现了她无可替代的优势。
饮食问题变得越发严酷，不少人出现了浮肿，莫姜面对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鸡片、滑熘鱼片，而是如何向我母亲学做疙瘩汤，如何将豆汁饭做得黏稠腻糊。当我发现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个坑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向“顺其自然”的父亲也背过身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不顺其自然也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期盼着刘成贵送来豆汁，在饥饿面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浑蛋”拿来的东西，也照喝不误了。
粉坊成为了国营，还在生产着淀粉和粉丝，市面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绝迹。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