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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做饭（用大锅做一日三餐的饭，不仅包括人吃的，也包括猪吃的，到了中午晚上我们就只能吃那结成一团的冷饭，猪食也只有在喂之前加热一下），做好了饭，还得洗衣服，等这些都忙完，差不多八九点了，如果我们还没起床，母亲就叫我们起来吃早饭；吃过早饭、洗过碗筷，母亲就掮把锄头到田里看水、除稗草，或者到地里种红薯什么的，通常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才回来；回来还得喂猪、做菜，匆匆吃过后又忙去了，而晚上回来时通常都是七八点了，接着还得喂猪、摘菜做菜，等吃过晚饭，洗过澡，差不多也就10点了。农村的夜晚，除了虫鸣蛙叫，大概别无其他，更别提夜生活了，于是看电视便成了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可这个时候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总是看了没多久就打起盹来。我们叫她先去睡吧，她总不肯，非得陪我们。直到如今七八年过去了，而母亲打着盹似睡非睡地陪我们看电视的场面成了我脑海深处最为鲜活的记忆。
两个姐出嫁之前我们家7口人，人均八分田，共计五亩六，而且有一大半在很远处的山窝窝里，一年两季水稻让我们都饱受折磨。其实不光田多，地（在山上的旱地）也多。为了能多种些红薯、萝卜之类的，母亲到处开垦出大块小块的地，这些地一般都分布在山旮旯儿，因此要去锄地、上土什么的都得走上很长的路，十分辛苦，即使而到了收获的时候，一担一担的红薯也确实经挑好一阵子的。小时侯我经常扛把锄头帮母亲种红薯或者收红薯，有几次因为不听母亲劝告，光这膀子干活被太阳灼得脱了一层皮，过了好几天背上、手臂上都还火辣辣地痛。在我们那个村，我们家收的红薯总是最多的，虽然每天早上都吃，到第二年五六月份仍还剩下一大堆。人吃不了的，就拿来喂猪，这样可以节省猪饲料，这也是母亲不辞辛劳地种大量红薯的原因了。
尽管辛劳，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尤其是我哥上大学之后，家庭支出激增。为了能熬过去，母亲总是省吃俭用：猪肉一般要一个月才能吃上一回；做菜的时候总是放少得可怜的一点猪油；日常用的灯泡除了我房间的是60瓦的（因为母亲担心昏暗的灯光会损坏了我的眼睛）以外，其他的都是15瓦的，诸如此类。当我们村大部分家庭都开始烧煤的时候，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上山割柴，只是因为烧煤平均下来一天要花大概一元钱，母亲认为一年下来就是三百多块了，心疼。长期的劳作使母亲腰板硬朗，因此很少生病，不过感冒发烧之类的那是谁也躲不过的，这时候母亲从不去医院看病，只是一个人跑到房间睡觉，而且晚饭都吃不下。这点跟我父亲如出一辙。
母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没上过哪怕一天的正规学堂，不过因为我外公识字，再加上生产队的时候上过夜校，因此比较常见的字基本还是认得，只是不会写，这比一字不识的父亲就强多了。哥上大学之后经常写信回来，等其他人都看过了，母亲就戴起老花镜，端个凳子，然后很专注地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嘴巴还一张一合的，碰到不懂的字就问我们，一封信大概要花上半个小时以上才能看得完，看完之后按原来的样子折叠好，收起来，待其他空闲时间，又会拿出来看上一两遍。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发过火，也没有骂过我们姐弟几个，如果有什么看法，她就等我们说完之后才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是我高一那年，因为我所读的高中是全县末流中学，在这个学校里没有人对高考抱有希望，历史上应届升学率文科为零，理科也好不了哪儿去，仅有几个考上的多半也是因为座位好靠舞弊得来的，那时侯我跟其他同学一样，看不到出路在哪儿。一次在家时我不经意地说，考不上大学，以后就出去找我哥，让他帮忙找份工作，母亲紧接着来了一句：“父母可以养你一辈子，可兄弟是靠不住的。”这句话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而后来发生的事也表明这话是不幸而言中了。
第二是我“高四”那年暑假，因为大姐家只有她和我姐夫两个劳动力，农忙忙不过来，于是就把我外甥送过来让我们帮着照看。这小家伙很调皮，白天连影子都见不到，晚上就一身泥巴跑回来，劳累了一天的母亲还得给他洗澡洗衣服，等大家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在母亲怀了睡着了。后来我实在看不过去，我对着他发火，嚷要送他回家，母亲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你姐现在累得都只剩下皮包骨头，不成人样了吗？我顿时哑然。最后一件事发生后最近，我回家玩了一个星期之后，返校时绕道福州去看望一个大学同学。去之前母亲问我到了福州后去不去哥家，因为跟哥有些矛盾，我真的不想去，于是我说看情况吧，母亲说：“他毕竟是你哥啊。”正是因为这句话，我到了福州之后尽管费了一番波折，但还是去了，看了哥、嫂，以及已经2岁多了不过从没有回过老家的我侄儿（我哥嫂他们自从有了小孩连续三年没回家了）。母亲也从来不干涉我们，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几乎都是支持的，一来是她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经历过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事，无法给我们一个好的建议；二则应该归于她对我们的信任了。正因为如此，我们都从不轻易做出决定，我们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让母亲失望。现在想来，尽管母亲文化水平不高，但其教育子女的方式是一般人甚至是一些颇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所不及的，而这种宽松的家庭环境使我们获益匪浅。 这样的日子尽管艰难，但因为全家的团结一致乐观向上而显得有滋有味。不幸的是，后来婆媳之间的一些矛盾给了母亲很大的刺激，2001年，母亲去了福州我哥家，本来此行的目的是去照顾即将出世的孙子的，3个月之后却选择了在一个大清早，在哥嫂他们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收拾了衣物，独自回了老家。 经历过那件事后，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都伤心。正因为如此，我在家的时候，总想方设法让她高兴，并且瞒着父母到去买了台25英寸的彩电替代了原来又破又小的17英寸黑白电视，过年时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衣服——说实话，这些钱都是我从同学处借的，但在父母面前我只能撒谎说是自己挣的，否则他们肯定不高兴。我只是希望他们的心情能有所好转，这是什么都无法换取的，花费多少我都认为值。 写到这儿我真想哭，不为别的，就为我到现在还不能给父母分担压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我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会的，而且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此时此刻，在这千里之外的四川，我至尊的父亲，我至爱的母亲，儿我向您叩首！ 姐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生于1965年，二姐1969年——她们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的。对于她们的童年我知之甚少，只是偶尔从母亲和她们自己的口中了解到其中的若干片段，知道了大姐上小学的时候得成天背着我哥，而二姐稚嫩的背则成了我记忆深出暖暖的摇篮，我就在她的背上摇呀摇，摇过了我的幼儿时代，也摇过了我的半个童年。我不知道一般人大概是从何时开始记事，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二姐背着我的时候，因为不知何事让我不高兴，我就又哭又闹，还抓她的头发，姐就使劲地左右晃动着我以作报复，而我就闹得更凶了。这个场面成了我最早的关于幼儿时期的记忆。
大姐初中毕业，因为没考上高中和中专，就回家了，二姐则小学四年级还没毕业就辍了学。从我逐渐懂事开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时两个姐偶尔会说起这件事，母亲总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解释说，当时不像现在，家里连只鸡都不许养，哪来什么收入，穷得叮当响，早晚吃的稀饭稀得捞了半天不见饭粒，更不用说有钱读书了。姐姐有时候会不客气地“将”上一“军”：那时候哥又怎么有钱读书！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也只有苦涩地笑笑，不言语了。现在想来，不能否认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家庭的贫穷。如果不是父母含辛茹苦，再忍辱负重也要把我们兄弟俩送到学校去，那么我们姐弟四个就都只能在家继承父母的衣钵了。当然也正是因为两个姐在辍学后回家做了父母的左臂右膀，我们兄弟俩才有了安心求学的机会，她们为我们所做的付出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