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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一些稻草、破棉絮破衣服来保暖，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在另一间屋子里我看到堆放了许多棺材，那是乡下最差的棺材，我想大概他们死之后就直接转到这里面然后抬出去。 调查对象之四：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
农村稍有点能力的人都出外打工而留下了“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其中“99”是最让人关注的，他们大多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现在也同样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可他们的权利却得不到保障，有儿女的靠儿女，而一旦生了什么大病就根本没有钱去承担城里人都难以承受的医药费，只有等死，这在乡下是非常普遍的事。有一位老人，70多岁，单身过，可他还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赋税，我们去的那天他还被拉去做义务工。另一个是竹山县的孙家成，82岁，全国劳模，5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曾受毛主席的邀请柬去观礼台观看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当16年乡党委书记到80岁退休，国家几次提高老干部的工资待遇，可现在他连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他说他看不惯现在干部腐败的工作作风，多次去北京、武汉上访，为老百姓请命，却有好几次被抓进派出所审问。 调查对象之四：乞丐、流浪者和先天性疾病者。
杜川村地处山区，走在路上随处可见“大脖子”病患者，还有许多患小儿麻痹症的，各种残疾病人缩在一团艰难地行走，有的在乞讨。由于无法交谈（大多口齿不清或方言太重，有的反应迟钝），我们没有很深入地与他们交流。去村卫生所了解到，由于山区缺碘，许多人患了大脖子病，国家实行食盐加碘后就少了，但医疗卫生水平还是跟不上，小儿麻痹症得不到及时治疗。 谁来保护农村的弱势群体？我一直在思考。
在徐双家，我问徐双他妈：“你怎么不种些中药材，绞股蓝或黄姜等呢？”“我们哪能种哦！没有钱，绞股蓝一亩种子也要几十块，还要化肥，去年种了没有施肥都死了；黄姜根本种不起，一亩田要上百块……”“为什么不贷款呢？”“他们哪会把钱贷给我，有钱的才贷得到。” 从对其他村民的调查中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合作社的钱只贷给有钱的人，还要请客送礼。而这样，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更可怕的是，贫穷家庭子女上不了学，他们只能世世代代重复着他们祖辈的命运。
走着山路上学
我们去之前的9月25日，《中国教育资讯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房县下茅平小学谭荣杰老师的事情：谭老师对政府只发35％的工资不满，带领7位教师上访，被公安人员活活打死。我们见到了谭老师的同事们。杨海德是谭老师的生前好友之一，他向我述说了教师的困难：“政府说财政困难，一直只发35％的工资，而且后来连35％都保证不了，现在也只发到了87％。小学教师每月300多元工资，可上有老下有小，教书之外还要种地，……”下茅平小学属于当地的中心小学，条件还算不错，可危房、桌椅板凳无钱修的现象非常严重，政府不拨款又不能向村民集资，教师生活自然困难，有时只有通过乱收点钱来改善。后来我们去了杜川村了解情况，该村小学共3个年级3个班，一个老师，四年级就要去桥上乡住读。由于是国庆节，我们没有见到学生，周老师与我们聊了起来。她一家3口人，夫妻俩都是教师，由于谭老师的事，她的工资增加了，还算满意，只是一人教所有的科目比较忙。
我向她问了失学儿童的事。现在学生生源越来越少，她建议政府应该合并小学，可山区学生走那么远山路上学又是一个问题。她告诉我们，曾经也有武汉市夏令营的学生来搞过结对帮困活动，政府也有一些减免政策（她说她也为一些学生垫交了几百块的学费，到现在也没还），可还是有失学的。一方面是家长的原因，有的家长虽然得到了帮困资金可仍不让子女上学，他们认为上学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打工或者留在身边帮忙干农活（我并不赞同她这样的观点，至少在我调查的失学儿童中都是想上学的，只是没有钱）；另外是孩子自己的原因，他们自己学习不努力，成绩不行，而失学后也只是整天游荡不去想法子，如挖一些草药，虽然挣钱很少，但如果坚持一个暑假，还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学费的。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是调查中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维权英雄张先忠既懂国家法律政策又懂农业科技，带领农民学习法律政策，维护农民的权利，创办中药公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三岔村的张兴带领全体村民实行民主自治，创造了农村干群关系的新气象。这些都是农民的精英，懂政策、懂法律又能正直地站起来为农民说话，我们渴望这些人多一些。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这些人身上，我们希望的是全体农民的觉醒，农民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并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希望的是真正的法治。法律是最高准则，像姚老师所说：“可怕的不是文盲而是法盲。”
这也使我又思考到一个问题：我们下乡到底是去做什么？短暂的几天既没能够给农民物质上的帮助，也没有像他们所想像的处理冤假错案，但我想我们去的作用远大于这些。失学儿童袁武波，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我们在大路上把他拉回家，面对这么多城里来的陌生人，他很腼腆，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告诉他其实我们也一样是从农村来的，小时候一见到城里来的生人就害怕，不敢与他们接触，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走出这个穷山沟，要到城市里去，所以我们要学会与他们交流，现在你也一样，胆再大点，说说话，聊会儿。他流泪了，是一种被理解和认同的眼泪，他哽咽着。我们慢慢聊起来。后来几天他开朗多了，我们每次去别人家总在门口大喊他的名字让他带路，一路上还开开玩笑。我问他：“你是否想过别人为什么那么富而你们却那么穷？是否想过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我们不只问过一次，但都得到相同的答案。但愿我们这次的下乡能让他们思考怎样才会不再重复父母的悲剧。
我来自农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
农民在现代社会是被遗忘的一群，农民贫穷、农村落后，这不是我们遗弃农民的理由，我们离开农村的大学生责无旁贷！
我的一次下乡经历
事情已过去很久了，那个500元钱构成的怪圈依然在我心头缠绕，让我须臾不得痛快。我渐渐相信这是一个意义事件，相信它依然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空间，相信有无数跟我一样在反思的朋友也有过类似的心灵焦虑与哀楚。现在，我选择小心翼翼地来面对这个简单又不简单的故事，是因为日甚一日我被一种叫良知的东西追赶的结果。时间到底没法消解压在心底的那份沉重，它没有一天不暗暗冲击我的心壁，目光所及的一切贫苦事件无一不刺激着内心隐忍已久的暗痂。之所以说小心翼翼，是因为我笔力所涉的地方，有自省也有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但依然要先由某个生活中我尊敬的人来担当此责…… 上篇：山民的苦，山里娃的学费
（一）
2003年5月底，非典尚未完全退隐，我与单位同事一行6人就匆匆踏上征程，奔赴三峡库区四县一区搞现场调研。
在车上颠簸10多个小时才到达巫溪这个藏在大山峡谷深处的县，感受到这里山美水美的胜景后，更多的体会却是尚未摆脱贫困的山里人的苦处以及文化的贫瘠。据介绍这是重庆市目前最贫困的一个县。记得进入巫溪县城的那天下午，首先映入眼帘的景象，就是这个县城像一个乡场。全城的主干道就像一般城里的那种窄而简陋的僻巷，且高低不平。刚好我们进城就遇塞车，我们在车上困了一个多小时还是动弹不了，找交警也没用，县公安局的同志帮助排堵也没辙。最后我们只好穿街走巷步行去住宿地，留一人在原地看车。据说当晚7点多钟路才疏通，车才开回来。塞车的时候还意外地接到关天一朋友的电话，称当天的《南方周末》有篇他的文章，叫我有空买一张看。好啊，可我一路上愣没看见卖报纸的。走了老远好不容易看见一个报摊，看样子也不像卖大报的样子，好歹问问，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