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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能说什么呢，说白了，儿子们不就是怕他再婚吗？怕他再婚，不就是因为他住的这套房子吗？
沙湾镇的北街临河，是镇上最古老的一条街，老到什么程度，以前没有个说法，只奇怪于它一直沿袭下来的建筑模式：每家住户之间，有战壕似的深槽，如果两端开着门，就能进出自如；家家都有三层楼，呈金字塔状，底楼是厨房、客厅和饭厅，二楼是卧室，三楼几乎没什么实际用途，最多可供三人站立，四面开小窗。而今，从东、西、南三面望出去，只能看到拥挤错杂的房屋，从北面望出去，则是宽阔的清溪河，夏秋时节，烟波浩渺，水鸟起伏，蔚为壮观。县里、市里乃至省里搞民俗学的专家，曾多次来这里考察，都没揭开这种建筑模式的谜底。直到陶志强的妻子去世的前两年，一切才真相大白了。沙湾镇上游不到一公里处，汇聚着三条河，除了清溪河，还有前河、后河，三条河像三条柔软的手臂，搂抱着一个巨大的半岛。半岛上住着数百户农家。他们跟别的农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不同的，是他们基本不种大春作物，而是大面积地种植蔬菜，逢赶场天，就撑船渡河，到沙湾镇销售。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生活的土地下埋藏着宝藏。宝藏是被几个幽灵似的盗墓人发现的，他们在半岛上东挖西挖，时不时地抱走一些填满黑泥的坛坛罐罐。岛上人觉得蹊跷，就给镇政府反映了。镇政府没有一个懂行的，又给上级反映，这么一层一层的，就通到了省文物管理局。管理局联合考古研究所下来，没多久就有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大发现。
原来，这里是古巴人聚居地，或者说是古巴人部落的首都。
古巴人是一个谈不尽的话题。文王伐纣，汉王伐楚，都曾以之为前驱，且取得过辉煌的战绩，这证明了他们的勇猛；巴人曾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打败强大的殷商劲旅，证明了他们的浪漫；后来，他们在三峡一带神秘失踪，失踪得那么干净彻底，又证明勇猛和浪漫，并不足以征服命运……现在，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神秘部落被历史抹去之前的首都，对研究人类文化包括沙湾镇北街的建筑群落（专家认定，北街的建筑格局，是由古巴人传下来的），当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县里迅速反应过来，让镇上发布命令，不许任何人改造北街的建筑；即便要修缮自家房屋，也必须提出申请，经上级批准，而且要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之下实施。他们立志将沙湾镇开发为川东北旅游重镇，并希望在若干年之后，将其打造成湖南凤凰城那样的知名度。
这么一来，沙湾镇就成聚宝盆了，特别是北街居民，将来无需花一分一厘本钱，只要将房屋租给游客住，就有取之不尽的财源。
陶志强的儿子看到的就是这一着棋。他们害怕父亲娶进一个女人，那女人就要来跟他们抢财产。陶志强心下明白，三个儿子当中，大儿子是头儿，陶学什么都听哥的；陶家并不跟他们一条心，他同情父亲，只希望父亲过得好；可他性格软弱，担不起事，因此不管老大老二说什么，他都垂着头，忧郁着跟他母亲一样瘦长的脸颊，不开一句腔。
对儿子，陶志强充满了血肉相连的感情，可一旦把大儿子的机关识破了，他心里就难免有了厌恶。不是对儿子本身，而是对这种关系的厌恶。他想我把你们养大，含辛茹苦地送你们上了大学，都拿工资了，找女人了，到头来不知报恩，反而为了一点利益规约我的个人生活，这是不要良心的。当他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儿子的时候，就像孩子一样产生了逆反心理：此前，他并没有续弦的心思，至少没有明确的心思，现在倒有了，而且越来越强烈。
陶科把父亲都看到骨髓里去了。有一天，他对父亲说：“爸，你每个月不是有700块退休金吗？”陶志强说是呀，说得硬生生的。他以为大儿子把他那可怜的700元都想着了。陶科接着说：“爸，700块钱够你花的了。”陶志强说我也没打算找你们几兄弟要钱。陶科没顺着父亲的思路，而是说：“在沙湾，每个月只要有200块，就能天天吃肉，你抽烟再花200，零用再花100，也还余下200块钱。”陶志强有了一种彻骨的悲伤，他说：“你们都有娃娃，我余下那两百块钱，咋个给你们娃娃分呢？”陶科站了起来，严肃地扫了他的两个弟弟一眼，冷冷地、短促地说：“你们找爸要钱了？”陶学急忙申辩，说没有啊，你问爸爸，我啥时候找他要过钱哪？接着，陶科和陶学的目光，都转向了陶家。陶家垂下头，瘦长的脸上浮荡着忧郁。陶志强见不得陶家的这个样子，三个儿子当中，他最爱的就是陶家，他一看陶家的脸，就想起亡故的妻子。陶家为什么那么忧郁呢？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高中都快毕业的时候，放假回来还跟街上七八岁的小男孩玩，兴致勃勃地陪他们抽陀螺，一抽就是半天……见陶家始终不开腔，陶科就把目光投到父亲身上去了，变得出奇的柔和，出奇的体贴人心。
他说：“爸，我的意思是，你如果需要找女人，就用那两百块钱去找吧，沙湾便宜，一次五十块就顶天了，我听人说，有个老头子去河坝找野鸡，事后只给了那女人一把豇豆。”
陶志强觉得天旋地转的，一巴掌扇出去，把大儿子打得口鼻流血。“滚！”他说。
那声音不像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而像是他的灵魂碰撞出的哀鸣。
儿子们从他身边挤过去，逃掉了。
陶志强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才爬起来弄了一顿饭吃。尽管饿了几顿饭，可他的身体一点也没有毛病。只是从神情上看去，他又像是得了大病：他的脸本来是方正的，血色很充足，现在像戴了张腊黄的面罩；眼睛也落眍了；蓄了一辈子的板寸头，也仿佛在他躺在床上的两天内一刻不停地疯长，都把耳朵盖住了。大儿子的话带给他精神上的打击，是摧毁性的。他几十年老老实实做人，并从中获得同事、乡民和街坊邻舍的敬意，尽管那敬意很稀薄，就像他的人本身一样微不足道，但陶志强很珍惜，因为这是他忠诚老实赢得的酬报，是他的尊严和价值所在。如果按大儿子说的去做，他还是人吗？他对得起死去的妻子吗？
为此，他痛苦了很长时间。扯心扯肺地痛。但一个道理他是明白了：这辈子，他再也不要有续弦的打算，连想也不要想。在父母和儿女的斗争中，最后取得胜利的，往往是儿女。
不过，究竟说来，陶志强只有55岁，而且身体那么健康，缺少了性，他的生活就不完整，某些时候，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把他本来就暗淡的日子一刀一刀地割开来，没有气息，没有温度。因此，他对性的需求不仅仅是满足身体，还是对他受伤的心灵的弥补。既然不能结婚，也不能找一个女人长时间地同居（那在陶科看来，跟结婚没什么区别），就只能去找“小姐”了。沙湾镇多的是“小姐”。别看它只是一个镇，各种社会结构，与城市没多少区别；那些“小姐”据说都来自清溪河上的其他镇子，隐藏在沙湾镇的暗角，隐藏在夜晚的深处。不涉足其中，你看不到她们，更不可能认出她们。一旦走进去，你就深切地感觉到，有一种青春不是在随时间流走，而是被浸泡在镪水中，让它高速腐烂。哪怕你是一个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第一次跨进那样的场合，它都会给你带来一种疼痛。当然陶志强没去过，他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只是明白，沙湾镇到底就是一个镇，转来转去的，谁不认识谁呢？别说世代祖居的土著，就连被扔出镇子之外的三妹，她是个外来户，可几年之后，镇上的许多人她都能叫出名字了。陶志强想，如果我去那样的地方，被人认出来了，那该是什么样的情形？
他不敢想象，别人丢得起那个脸，他丢不起，他不能那么干！
比较而言，三妹那里就好得多，她毕竟是单门独户，只要不碰上别的人，就不会被发现；碰上了别的人，也能很方便地找出借口。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鼓足勇气，在那个秋日黄昏到了红瓦房。
三妹又被打了。那天陶志强离开了红瓦房，她像唱歌一样地关了门，就被抓住头发，拖进布帘之内，根本不容她分辩，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拳脚。她哭了，哭得无声，只让泼泼洒洒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凄楚和恐惧，反而把她被笑容掩盖的美逼出来了。三妹真是长得很好看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