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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是五·四时代。自从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一直做了两千来年的“上帝”。中国封建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可孔庙的香火却是越烧越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好恶为好恶。以孔子的思想作为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除此之外的其他信仰都被视为是异端邪说。“五·四”运动一把火烧毁了孔家店，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着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人们以科学否定了天命，以民主平等否定了专制独裁。人类文明数百年来产生的先进思想滚滚涌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人们第一次知道在圣人的书斋之外，天地竟有如此这般广阔。中国以此才开始真正打开闭锁的国门，自觉地与其他民族站在一起，沿着文明的跑道向前奔驰。五·四时代是中华民族人性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开始追求现代化的时代。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在今天仍是需要中学生们继承和发扬的。
第三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当今的时代。
中国当代青年，在信仰的问题上，面临的正是一个“死去了上帝”的世界。
如果要确定一下“当代”的界限的话，指的就是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诞生的这批青少年。他们出生于文革后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上帝”的余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久久不散。这里的“上帝”并非哪一个人，而是指长期的冷战思维在整个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固定的信仰模式。
这种信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有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在内容上，它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以种种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为支柱，以崇高和壮烈为其美学特征。这种信仰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能够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积极因素，排除万难，克敌制胜。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对个人来说，这种信仰能够净化自身心灵，提高人生境界，使人获得高层次的精神满足。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正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生产力水平普遍很低、物质生活普遍比较贫困的现实条件下，这种信仰并不是完全产生于自觉自愿，而主要是靠灌输和提倡。当它的超前性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回避现实，粉饰生活，这样就给信仰本身埋下了危机的祸根。而且在长期的极左思想统治下，这种信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神圣的信仰堕落成机械麻木的生物本能。把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崇拜并不是夸张，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这位伟人合乎自然规律地离开我们时，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们以为“毛主席”三个字就像“老天爷”一样是永恒的。有一个叫小昆的孩子，当年曾经问她的哥哥道：“现在华国锋当了毛主席啦？”当时北京地区的流氓小偷在赌咒发誓时都会说“向毛主席保证……”，这与西方人的“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有什么两样呢？敬神的结局必然是渎神。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最后只剩下一大套程式化的书面语汇。当时的中、小学生还沉醉在那纯真美好的幻景里，而年长一些的人们，已经开始有所觉悟了。随着这种信仰的专制性所带来的日甚一日的窒息，上帝的末日也就降临了。
35岁以上的人，也许还隐约记得1976年9月的哀潮，10月的欢浪。虽然心理学早已证明，童年的突发事件会给人留下终生的印痕，但那毕竟是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大事”。一位中学生在火车上深情地回忆起三岁时如何含泪埋葬了心爱的小猫，但问他当年国家大事的印象时，他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当代的青年，是在父母满怀希望和喜悦的心境中度过童年的。他们的童年岁月里，没有战争、没有武斗。当他们翻开小学课本的第一页，第一次看到的不再是“毛主席万岁”，而是“人口手，马牛羊”。美术课上画的不再是被一支大钢笔刺穿了胸膛的刘少奇，而是小鸟、大树、小房子。音乐课上唱的不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而是“让我们荡起双浆”和“春天在哪里”。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享受父辈所未曾享受过的幸福童年时，“上帝”慢慢地死去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代替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代替了“两个凡是”。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真正进入了失去上帝的时代。一重重的纱幕被揭开，一句句的神话被打破，人们面对历史，痛哭、愤怒、咒骂，然后是突如其来的仰天大笑。在这充满悲酸的笑声里，新时期一位最著名的诗人发表了他那首令人心碎的《回答》：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
神圣的信仰一变脸儿，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把戏。连这样不可逾越的价值都是空心的，世上还有什么可信赖的呢？对自身历史是不彻底的反思，开放国门涌进来的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终于淹没了中国精神界的一切权威。“团结一致向前看”逐渐变成了“向钱看”。一字之差，从精神转到了物质。取消了“向前看”就等于取消了任何信仰。等到我们的主人公陆续走入中学的大门，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此时他们所面临的理想领域，真正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这一代青年就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开始学做自己的主人了。
就《口号万岁》答客问
您以一己之力如何搜集来这么多的“幽默标语”？搜集这些标语的初衷是什么？
答：根本不是故意“搜集”来的，因为俯拾皆是、触目皆是，走遍祖国大地，到处都是。用杨子荣的话说：“它撞到我枪口上啦。”宛如那铺天盖地的广告，一出门就往你的脑袋里钻呀钻，塞呀塞，你想忘都忘不掉。我是早忘记了大半，写文章时把记得的小半的小半顺笔写上一些，就显得不少了，其实，九牛一毛、九牛一毛啊。我也根本没有什么“初衷”，对语言的敏感，对汉语的自觉呵护，对祖国文化的切肤之爱，是我们语言文学工作者的天职，更何况我从小就见不得“不说人话”的东西呢。
《口号万岁》一文，读者还见过《中华人民口号国》、《口号人生》等几个版本，哪一个才是原初的版本？为什么几易其名？
答：本来就叫《口号万岁》，别的版本和题目都是转载者和剽窃者自己搞的。那些题目都不合适，跟我的风格也对不上。不过版本多、转载多、剽窃多，这也说明这篇文章确实击中了社会要害，这些口号简直成了人所共笑、人所共愤的公敌。所以，我把“真本”出版，以正视听。
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通过它达到什么样的反响和效果，在写作动机上有什么深层次的考虑？
答：这些荒谬不通的标语不但混淆是非，扰乱思维，实在也是给咱们国家丢脸，也给政府丢脸，我写出《口号万岁》一文，也是希望政府看到后能够管理管理。果然政府跟我是一条心，闻过则喜，马上就雷厉风行地去清除了。可见我们的政府是能够做到执政为民的。至于“深层次的考虑”，那还是反思国民性问题。虽然现在政府来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