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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傍晚，我们登上了城市的高峰。从西北来的风吹在脸上疼极了。大衣变成了一层极薄的薄布。但落日的景象使我们忘记了严寒。四下望去，城市和建筑都沉浸在一种灰扑扑的鲜红色的雾气之中。脚下的大片宫殿泛着暗黄的幽光。铁马在屋檐上跳跃……苍茫的暮色像是从大地的深处升腾起来。没有别的人，只有我们两个站在天空之下。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出了他的想法：“我们结婚吧。”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愿望的人。于是我说，好。
6
他哭了，在他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那张脸是他熟悉的，可这并不能使他放心。他已经哭了好一会儿，他感到自己被推了一下，去，到外边去吧，去找你妈妈吧！他向门口走去。门打不开，他就面对着门哭。于是有一只手为他打开了门。外面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就面对着黑暗哭。
那年冬天，我们还有一个去处，就是饭馆。他把所有的钱都扔在那儿了。别人花钱只买到吃的，而我们还买到了10℃以上的温度，所以觉得很值。那时候，不过是几年前，饭馆里拥挤肮脏，坐四个人的桌子一般要坐六个人，有的时候八个。盘子摞在盘子上边，总是给人以杯盘狼藉的印象。
但，这些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占着桌子的一角，已足够了。谁也不会妨碍我们。假如他想的话，需要打破极厚的堡垒，隐形堡垒，那是不可能的。他总要买酒，我也能喝一点。酒有时能把我们带回一年前的火车上。我们互相无忧无虑地沉思地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心中憧憬着梦里边的或是来世的爱情生活。更多的时候，效果却完全相反。随着酒精的进入体内，迷恋在加深，惶恐在加深，以及绝望，都成为一种无法排斥的东西，和体内的某种物质融合了。
我的手放在口袋里，他对我说，把手拿出来。我按他说的做了。他伸出一只手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攥。用力。我看着两只手一点点地变白，青筋暴突，骨头就要碎裂。疼极了。我们终于跃出了悬崖，向下飞落。一切的痛苦都已经跃出了极限。……当身体落地时，没有水花，也没有声响，水面展开凝重的涟漪。
血液重新流向指尖。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面面相觑。汗水使后背和额头感到冰凉。忽然他问：你在想什么？我想了想，告诉他，我想起我的妈妈。
他看上去略感诧异，并且有一点失望。但与此同时，新的欲望已经形成。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为了更专注地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只用眼神和姿态表示他在企望我的讲叙。
现在我看到妈妈是没有晚年的。她的生命很早就走到了尽头，然后就一直停顿在那儿。本来她可以有那种真正的晚年，像外婆一样，或远或近地关注着儿孙们变化的容貌和身材，想着家族的血液在某处流动，就安心地入睡了。但是在妈妈的容貌还是光彩照人的时刻，她就已经老了，不可救药地衰老了。所以她没能坚持到那样的日子。
妈妈年轻时是非常美丽的。据说曾经有人为她而自杀。她的眼睛像湖水那样宁静。不是阳光照射下的湖水，而是晨曦中的湖。我模糊地记得外婆说过，妈妈太倔了，死也不肯说话，可谁又想到会闹出人命来。作孽呀！真是作孽。她坐在走廊的破藤椅上，手插在棉袖管里。当她看见妈妈从厨房走出来，就不再出声了。她的话并不是讲给坐在小板凳上的外孙女听的，她只是在跟自己说话。目光混浊，嘴唇一直蠕动着。妈妈是不是在那时就死去的呢？这神秘的死亡只属于她自己。
在我记事以后，爸爸就睡在外屋的那张棕床上。柜子上有一帧他和妈妈的合影。他带着金丝眼镜，身上西装笔挺，头发被水银灯照得闪闪发亮。那么文雅的笑，是一个我完全无法认识也无法想象的男人。我看着照片时问过：这是你吗？他说，是呀。我说，真的吗？他笑了，走过来抱住我的头使劲地亲我，把唾沫沾在我的脸上。我用力擦掉。他便更加大声地笑起来。当我回到我们的屋子，妈妈把一块毛巾送到我手上。温热的毛巾擦过后，脸上感到异常的光滑、舒服。
大屋的饭桌上，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妈妈看着我吃，而他看着我，也看妈妈。他爱说的话是，还记得吗，这个菜咱们在什么什么地方吃过。他说的地方我从未听说过。如果妈妈不记得了，他就继续提醒她，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还有什么人在场。妈妈点点头，只对着我问：好不好吃？我说好吃。然后我又问爸爸，“好吃吗？”他就说，好，当然好，好极了。同时伸出手来摸摸我的脸或头发。妈妈的脸上有那种微笑。这是她最经常的表情，如同一幅画像。后来，我长大些的时候，就很少再听他说这些话了。我想起来了，饭桌上常常是我在说话，他们都附和着我，围绕我，似乎只有我的事才值得一谈。妈妈当过护士，生我以后就不再当了。她成了我一个人的护士。正是为了我，为我能吃好穿暖，为了听我叫妈妈，她才活着。她从不在意我是谁的后代，但她终究希望我能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有母亲，也有父亲。这样的奢望毁了她。后来我想，爸爸是爱她的，曾经很爱她，可他终于感到不能爱一个石化了的女人。对于他，妈妈是一块石头。没有争吵，没有抱怨，没有对他的呼唤。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孩子父亲的身份，她在心里甚至排斥他对我的爱。在东北农村的旷野，使我最感沉重的不是苦，不是劳累，而是我不在，他们将怎样一起吃饭呢？那是一幅十分可怕的画面。虽然我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但它确实存在，使我很难摆脱。
我说过，爸爸后来不再说什么以引起妈妈的兴趣了。他仍然爱我。有时候他很长时间不回家，我只知道他出差去了。每次回来他都显得格外温柔、亲切，送给我礼物。凡是他给我的东西，妈妈都在事后把它们锁在一个小柜里。那时她的身体渐渐地衰弱，全身的关节都疼，尤其是手臂。爸爸给她买了一个红外线的治疗灯，开始她不用，是我劝说她用的。我已经十三岁了，懂得了许多事情，看清了许多事情的外表。我开始怀疑母亲是不幸的，怀疑父亲是罪人，因为他不爱母亲，她被父亲从心中抛弃了。每天父亲回到家，我都要问他到哪里去了，和什么人在一起。我变得机警、尖刻，不再是可爱的小女儿。父亲忧伤地垂下眼睛。在家中他总是看书，看书。都不说话，没有人说话，就像黎明前寂静的时分。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妈妈对父亲说，你应该亲亲她，她是你的女儿。父亲沉默了很久，才说：“对，我只有这一个亲人。”可怜的爸爸。我跑进屋子，亲了他。他的眼睛又大又亮，闪着泪光，像过去那样使劲地回吻了我。妈妈走进里屋去了。
那样的日子没能维持多久，风暴来临了。那风暴中断了极度郁闷，把我们抛进更深更暗的大深渊。
焦运慈，是爸爸所在学校的校长。五十岁或者更老一些。我见到她时，她是一位令人崇拜的人物。灰色的洗得发白的军上衣，两排整齐的纽扣，齐耳的短发。她身上没有一丝尘土，很难相信她来自黄河边的黄土高原。所有的人都向她敬礼，我也学他们的样子。她笑着问爸爸我多大了，还说要好好学习，你是祖国的未来，当然，也是你父母的未来。我望着她，想象她带着军帽，风沙吹打她白皙的脸庞，血染的破碎的旗帜作为背景，衬托着她脸上浮现出的胜利的女神般的微笑。
焦运慈在一九六六的夏季被剪去了头发，青白的头皮上渗出血珠，之后结成褐色的硬痴。谁也不认识她，不再认识她。人们的眼里只有恶魔的形象。她从校园的一条小路走过，身上的纸牌在地上拖曳着，报纸从脸上垂挂下来。她走向一间又黑又臭的小屋，那原是堆放垃圾的。她走向学校的广场，跪在高台上，身体萎缩成一堆破烂。她不会出声，耳朵里一片轰鸣，清脆的少年的声音和皮带在空中的呼啸混淆了。有人看见她流泪。清水一样的泪珠滚过灰暗的脸颊时变得污秽。那是鳄鱼的眼泪。没有一张脸是她曾经见过的。在她爱护之下的人都从人群中消失。她的儿女也无影无踪。焦运慈是阶级异己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小姐。真相被颠倒，再颠倒过来。这件事一夜之间就解决了，永远地解决了。她坐在昏黑的没有窗子的屋中，看着门缝下透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