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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
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
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
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主要是“义气”二字。
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
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
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
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
只是今天没有材料可查了。
四、关于《水浒传》的一些评论
（一）《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有一段时间，某些文学评论家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农民起义”
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
① 见2002年8月8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的一个小标题。
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
场。
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误导。
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
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户、阮氏三雄是地
地道道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土匪、游
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
狱卒，已经不是农民，而是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
去”的嗜杀的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搞得他家破
人亡、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被
“逼上梁山”的，但是他们两人在本质上绝对不同。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都是农民，
就好像要求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团是积极的、消极的
还是进步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
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衡
量农民起义军的做法，固然是错误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同样是错误的，
甚至会导致笑话。
质言之，农民起义由于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性，起义也就是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打
倒旧皇朝，建立新皇朝”，因此“彻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可能也是极小的。
偶然的成功，造反者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后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从农民变成封建主，不
再代表农民利益了。甚至像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那样，其所作所为，比前朝更坏
更恶，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前朝更苦更可怜。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看历代的造反者，只要他敢反抗，不论他反的是
贪官还是皇帝，就应该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积极性有量和质的不同。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贪官总是被老百姓痛恨并咒骂的。尽管清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
变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就是在今天，老百姓也还是痛恨
贪官，拥护清官。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反贪官，总比不反好。
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不存在阶级观点。
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积极行动，属于革命
范畴；而地主、资本家、小官吏反抗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
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不能同日而语。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
英雄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不一定就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
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有希望和
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无限拔
高这些英雄们，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
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
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音diǎo）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
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
在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封建皇朝、多一代封建皇帝罢了。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英雄人物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
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程的真实本质和社
会意义。
（二）《水浒》作者是否鼓动农民起义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质上说，农民起义是不存在真正的“胜利”的。何况中国历史上
有许多次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根本就没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游民”甚至地主、
官僚的手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不能不简单地说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史。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制度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原始社会，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个人财产，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由于部落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从战俘沦落为奴隶，开始发展农业劳动，于是在人与人之
间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敌对的阶级。由于奴隶对自身地位、待遇
的不满，出现怠工、破坏甚至武力反抗，于是人类历史中出现了阶级斗争。但是奴隶的反
抗因为力量的悬殊及认识的局限（不知道打倒奴隶主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胜利（即便成功，也是换了个人当奴隶主，敌对的阶级并没有消灭
或变化）。只有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奴隶主认识到如果给予农奴更多的自由，可
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于是一部分开明奴隶主率先解放农奴，让他们成为佃农，除了
交出一定数量的地租之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佃农所有。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生产力有
所提高，使社会发展到封建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依旧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
因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和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
“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
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
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
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
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
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其结果只
能是改朝换代。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
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地主阶级本身
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改变了生
产关系、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证
券夺到手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像日本和英国，至今仍有皇帝，但是由于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