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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来历大概可以从其言谈中得知。在王小波的杂文中，我们大概可以
看到一个求趣味第一，求知第二的闲云野鹤、自由电子。王小波看的都是些什么
书呢？“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到维多利亚时期的黄色小说”，他认为的好
书是“萧伯纳、卡尔维诺、杜拉斯”（注11），他认为尤其好的，是“现代小说”。
文史哲中，严重偏文，一本〈西方哲学史〉就把史和哲都交代过去了。王小波非
常以自己是理科出身自豪，小时候对做手工掷弹器有心得，大学学的数学，所以
后来可以“用自己编写的文字处理程序写稿”。这些经历说明了他的聪明，但并
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受过扎实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能推导出他在论文化、论历史、
论科学时享有不用把情况搞清楚就下判断的豁免权。
在《智慧和国学》中，王小波推崇一种西方的智慧，即罗素所说的“不计成
败利钝地追求真理”，而且以智力活动为第一乐趣。姑且不论这个“西方的智慧”
根本就是罗素的提法，姑且不论罗素是否能代表西方的智慧，西方的智慧这个概
念本身就是可疑的。我知道有希腊式的智慧和罗马式的智慧，还有基督教的智慧，
有文艺复兴式的智慧，有人本主义的智慧，有功利主义的智慧；希腊的智慧里，
有苏格拉底式的智慧，柏拉图式的智慧和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而从没有看到一个
有口径全部统一好的西方智慧。比如说，同是时代相隔不太远的英国人，斯宾塞
（Spencer ，H ）和罗素的口径就很不一致。19世纪中后期，斯宾塞在《什么知
识最有价值？》（注12），按照各门学科对社会生存的有用性，整理了一个序列。
这样，他就把学科安排成为：“（1 ）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2 ）从获得生活
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3 ）目的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4 ）与维持
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5 ）在生活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
活动。”而从1915年到1918年，美国的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注13），做了三个确定初等学校课程中的最低要素
（minimun essentials）的学习时间经济化，用编制目录和表格的形式对当时的
教科书和学程进行分析。用以确定最低要素的标准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所以说，
不但罗素和斯宾塞的智慧很不一样，指导西方教育实践的智慧和显示哲学家个人
偏好的智慧也不一样。
同样，在谈论中国人的时候，王小波的概念也异常大而无当。他好说：中国
人如何如何。外国人如何如何“中国人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外国人就不是
这样看问题”（注14）“按中国人的标准，”，“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
的反对态度”，“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些超级的知识”，等等。一个人认
为自己有权代表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发言、表态，就应该归到王小波憎恨的范畴里，
可是，在杂文中，他偏偏就成为了这种人。我猜他所指的是某一类人，或者是某
几个人，甚至就是某一个人，可是又天性怕羞，不愿意指着鼻梁骂上去，以为这
样“不绅士”（注15）。
按照王小波的说法，他“现在所写的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先把文章写
好看了再说，别的就别管他妈的。”（注16），“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
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里找到一个立脚点，
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这里可以看到王小波杂文写作构思
中的重点：文体第一，意见阐述其次，攻击力第三；也可以看到他对杂文的理解：
文学，好看。这与人们在他身后塑造的“自由思想家”、一个“自觉的启蒙者”
（注17）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个思想家的杂文，照我的愚见，应该象胡适的文
章那样扎实有根据，至少让读者知道是可以考证回去的；而一个启蒙者的文章，
应该象鲁迅的文章，目标明确，至少让读者知道指的是何人何事，不至于心下忐
忑，以为自己已然被王小波嘲笑了一把。王小波正是王蒙所评价的“明白人”
（注18），但不过是一群明白人里又多了一个明白人，而对不明白的人无所助益，
因为这一种隔山打牛、凌空虚步，无所依、无所指的明白言论，只能让糊涂人更
糊涂地钦佩起明白人，给自己凭添些苦恼。
也许有人要为王小波说话：杂文篇幅短小，又要开头，又有起承转合，又要
有结论，又要谈文化，又要谈比较，如果再要罗列史实、推陈道理，做到王小波
这样，已经大家手笔。遇到这个问题，我要说：用杂文来谈一国的伦理道德和文
化历史，有如冰箱装大象，蛤蟆吃天，注定要失败；王小波的杂文，是中国式传
统的阴魂不散和中年启蒙分子的可耻失败；而诸多王小波体的风行，是当代青年
伪知识分子可耻的失败。我下面要详细论述这个失败的可耻之处。
三：论王小波的狡猾和娱乐性
成为大众偶像的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谁都不得罪，谁都抓不到
他的尾巴，几方通吃，狡猾狡猾地。比如《还珠格格》，比如《康熙王朝》。文
艺作品总该有对立面吧，对立面就是那些还不了手，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
对立了的一群。
王蒙评价王小波，“他最刻薄的说法也不是针对哪一个具体人或具体圈子，
他的评论里绝无人身攻击”。王小波的杂文一般都写得热闹非凡，以小说家的资
质写杂文，大概和以诗人的才情写广告文案一样，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
可是读者惊完了后，犹在云里雾里，不知道骂的是谁，谁有何可骂之处。比如
《我看文化热》里批评9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稍微点到王朔被攻击的状况，最
后声明文化如果要越热越窄，不如不热。一个不在当时语境中的人，看了这篇文
章，既不明白当时知识分子具体发了哪些牢骚就被认定为“不行”了，也不能知
道“王朔被何人如何臭骂，是否真与”水浒“里雷横被奚落行状一致，或当时文
人是否都赞成”文化是种操守“，即使全体赞成，是如何赞成，听到的都是王小
波的自说自话。让我们再分析一篇著名的、观点也比较清晰的〈花刺子模信使问
题〉。王小波用全篇比较学者和花刺子模的信使之间的相似之处，用以批驳花刺
子模君王的品行和学者由此变得滑头的后果。
J。S。密勒在〈论自由〉里也说了个故事，古代拉克里（Locrians）的立法会
议里，什么人要建议一条新法律时，“脖颈上须套一条绞索，一见群众大会听他
陈述理由之后而不当时当地予以采纳，便立刻收紧套绳，把他勒死”。密勒随即
指出：“凡替这种对待加惠者的办法辩护的人，我们不能设想他对那个惠益会有
多大评价；而我相信，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必是认为新真理或许一度是可取的，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真理了”。妨碍言论自由便是妨碍社会进步，这道理拉
克里人或许不明白，而英国人大概在19世纪就明白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甚明白，
或者没有刻骨的明白，就是因为知者或者不言，言者也多半是插科打诨，借古讽
今，装疯卖傻，不触及论证的内核，让读者还以为自己真的身在那个人人滑头的
花刺子模。
王小波在〈信使〉一文里，把学者分为好消息使者和坏消息使者。以自己和
李银河的同性恋研究被禁，推导出现在学术界上空有花刺子模式的思维；推导出
学者有逢迎的倾向，再推导出讲求效益、捏造事实是花刺子模式的思维下的必然
后果，最后得出真的学术和艺术和虚伪无法共存的最后结论。我以为这样的推理
完全不疼不痒，不招谁不惹谁。花刺子模式的思维大多数人都有，但实现这种思
维的权力只有少数人有。批判不指向权力，只指向被权力操控的族群，也许就能
达到王蒙说的“争的是一个明白，争的是一个不要犯傻不要愚昧不要自欺欺人的
问题”的境界了吧。谁也不想犯傻，愚昧，自欺欺人，这个问题用不着争；在一
个要求人人犯傻愚昧的社会里，要独善其身，一不太可能，二没有意义，三不能
持久；敢于把毛病的症结指出来，把犯罪嫌疑人指出来，把犯罪的机制指出来，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