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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读到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以亚伯拉罕为代表的一批人已经对邻人的性技巧抱有极大的敌视态度——他们将之视为非人的、“象狗一样”、动物的和不自然的。请注意以上形容中的逻辑矛盾，但我们还要记住这是许多年代之后人们重新记录时所用的一些形容词，当时的人们是一个什么看法，我们已没有了第一手证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东地区的文明发源地已经出现了以性茭体位为争论焦点的民族、宗教矛盾，甚至可能为此发生了冲突，以至于它被作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记录在了我们的文明史中。
从历史进程的必由之路角度来看，这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述，背交位是人类从进化史带进文明史的性茭方式。而正交位，我们应该认识到是人类在直立行走为之创造了条件之后，逐步摸索创造的新的Xing爱方式。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似乎背交位才是所谓自然的Xing爱方式。然而我们真正的论述目的是要表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自然Xing爱方式。性是生命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寻找、不断创造的领域。
而且我们要更加强调的是：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性茭方式是为我们专有的，可以被神圣化的，可以用来区别我们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特征。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阿德里在乌干达进行田野调查时曾从一名当地向导口中听说他曾见过大猩猩性茭时采用对面交体位，尽管这是很零星的没有被证实的例证，但是还存在着大量被证明的例证表明——各种生物都存在着多种形势的Xing爱方式，而不象我们今天的生物学教科书里所锁定的每种生物只存在着一种标准性茭方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生物霸权主义，生存方式主流派在妄图强制人类自身必须在同一的Xing爱方式下生存的同时，还妄图规划和强制所用生命形式的Xing爱方式。但这是一个必将破产的阴谋。
在对现代灵长类的生物学观察中，带着主流生存方式意识形态的学者们也无法回避某些确凿事实的存在。其中某些近似于人类同性恋的行为，很自然也很刺眼的摆在那里，他们不得不进行解释。雄黑猩猩之间就存在着一种被生物学家当作拟性茭的行为——现在学术界流行的解释是当两只雄性黑猩猩进行争斗一方因处劣式而希望求和时，会采用雌性茭配的姿势表示臣服，胜利者会用一种模拟性茭的方式，表示接受投降。然而由于野外观察的条件限制，和观察着心理视角的限制，现在我们不能确定在这里进行的是所谓的“拟性茭”还是实在的肛茭，更由于我们对动物意识一无所知，在此之前进行的是两个个体间的争斗还是人类也经常进行的挑逗行为这一切都有待进一步考察，我们只想说用一种局限于人类的视角看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歪曲的世界，用一种局限于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利益集团、某种生活方式的人的视角看世界，看到的可能只是扭曲世界的影子。
性是一种文化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所谓“自然的性”并不存在。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用以达到全面释放身心感受的所有方法都是文明建构的产物。是人类通过文化手段代代传承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用以进行性活动的，最基本工具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就是文化的产物。这似乎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它是事实。
一种文化的建构确定了人类的，许多种的——人体美标准，每个人都在使自己符合这些标准中的一个。
我想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夏娃。
基因学的兴起为人类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通过人类基因追索，今天我们相信，我们都是生活在十万年以前左右，在北部非洲某地，一位女性的后代——她就是我们共同的祖母——她就是夏娃。
而夏娃是不是雅赫维专为创造出来陪伴亚当的，温柔娴静、柔美动人的女性呢？
事实完全相反，夏娃身强力壮，甚至超过她的男性伙伴，她在非洲草原上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表现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她能与狮豹对抗，宰杀猎物，还和不同部族的其他人类、前人类进行血腥的战争——这，也只有这，也许可以被定义为女性的自然状态。而从林黛玉到玛丽莲·梦露的一切女性状态都是文化建构。
关于男性的文化建构问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即所谓“寻找男子汉”运动。其根源是骤然推开国门的中国人，遭遇西方的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觉得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惊愕。随之对中国坚持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更进而对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怀疑。在Xing爱领域，最公开被置疑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男性形象问题——即中国没有男子汉。
事实上在以才子佳人模式为基础的中国Xing爱理想模型中，确实是塑造了文弱书生型为代表的男性理想形象。贾宝玉、张君瑞、柳梦梅等在那一代要把中国文化联根拔起的人眼里确实与他们的女性理想形象相去不远。
但他们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的是：这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文治思想的表现。
中国从确立儒家思想为根本意识形态以来就确立文治的政治方针。在中国所有朝代中，文治都是理论性的政治制度。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武将不应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职责就是实施由文人政府作出的决定。
这与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欧洲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些职业军人（封建领主）不断相互征伐的历史。随之而兴起的现代西方，又是以武力殖民主义为支柱的全球扩展的历史，从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孔武有力的男性理想形象是可以理解的。
而中国文化中形成文人型理想男性形象也是必然的。在此我们还想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同志文学经典之一的《弁而钗·情俠记》中两位主角的身份和关系，极好的表现了中国文治文明的特色。在这部有趣的小说中，文状元将武壮元迷昏后鸡奸，武状元醒来后接受了这一现实，自愿的与文状元建立起同性恋关系——文状元为Top，武状元为bottom，这种关系在现代流行的同志文化格局中绝对是革命性的，但这就是明代中国政治文化和Xing爱文化的典型代表。
性文化性的极端代表
我们认为Xing爱的各方面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其中关于我们是谁——性身份问题，我们爱谁——性取向问题可以从大量的激进性学文献中得到丰富的咨讯。而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做什么——Xing爱方式问题。
如果说每一种Xing爱方式都是一定文化内涵的表现。那么确有一种Xing爱方式比其他方式的内涵都丰富——那就是SM。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这种行为方式中仪式化、表演化、制度模拟化和历史模拟化的丰富内涵。它势必使其他方式在比较之下显得单薄。同时它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极强的心理偏向性，也使它的文化特征更为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在SMXing爱方式中，极强的仪式化特征是他区别于其他Xing爱方式的一个特点。
在SM方式中实际的肉体接触总是被一些仪式所包围着——规则、服从、惩罚——这些明显是社会关系组成部分的因素，被带到Xing爱这个被大家认为最生物性的人类活动中。在SM方式中，人不象一般认为的那种在Xing爱状态中那么——赤裸裸——他们带有明确的，并且是被强化了的社会身份。主人与奴隶，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已经被社会废除之后，在某种Xing爱方式中被复活了起来。这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行为，而人们需要从中得到的体验，是更深刻的心理体验，而不仅仅是肉体体验。
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种方式看成一种历史的体验。参加者用一种表演化、仪式化的行为复员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类关系方式。它有一种时间旅行的感觉，让人回到了不能再来的过去的年代。
总体来说SM方式不同于其他Xing爱方式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更复杂的建构性，也就是一种微型社会的建构。如果说其他Xing爱方式主要建构的是自己和Xing爱对象的个人形象。那么SM方式要建构的是一个社会，尽管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但它有制度，有阶级，有权力义务关系，还有保证社会运作的强制力量。应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某些人们（施虐方）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我们知道权力欲根植于每个人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