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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修辞方式，尤其象征主义艺术更是这样。诗人们懂得这一点，所以才用语言和意象构筑了一个个自我的象征世界和思想的乌托邦王国。
舒婷著名的《致橡树》一诗，构筑了鲜明的理想化存在图景。女诗人以南国特有的“橡树”和“木棉”，作为双方的象征体或“客观关联物”，由此寄寓了作为人或一个女性的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和独立性，“橡树”和“木棉”各自以“树”的形象分别独立、自由和平等地存在着，根与根相连，叶与叶相触，既不游离，也不依附，从而形成了一个或分担或共享的生命、情感与价值的共同体。同样，她在《思念》中也写到：“一幅色彩缤纷但缺乏线条的挂图，／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呵，在心的远景里／在灵魂的深处。”作品以一连串隐喻语式构成的多元意象整一的象征体，将含纳或隐潜在“心的远景”和“灵魂的深处”，既丰厚而又具多重复杂因子的内在情感，具形而又朦胧不定地呈现在这里，迷离、含混、未知、茫然、孤独、缠绵、坚忍、执著、渴盼而又似无望……等等这一切，都成为这个象征世界的一个侧面。
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也是这类整体象征的范例，是对十年历史的批判叙事和心灵象征。“妈妈，／我看见了雪白的墙。”可它“曾经那么肮脏”，从那以后，比牛奶还要洁白的墙，就“一直闪现在我的梦中，／它还站在地平线上，／在白天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可现在“我看见了雪白的墙”，并且永远雪白的墙，这便由此构成了纯洁的心灵、高远的理想与美好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同构关联物和象征体。
就象征意象的类型而言，虽然像十字架、古长城、神女峰、太阳、秋天等类公共意象在朦胧诗中还时有所见，但因其在历史的长期积淀中已逐渐形成定势思维和原型意识，所以诗人们在使用这类公共象征意象时往往有所警觉，或者时有翻新或者采取解构的视角，以表达自己独特的情感、经验和理性意识。比如舒婷将沿江边屹立着的神女形象作为传统伦理的替身和消解对象，以此表达了一个现代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叛逆性：“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从而发出了如此庄严的人性呼唤和昭示。当然朦胧诗人还是大量地运用私立象征的方式，将个人独特的思想情感、经验、理想甚或理念寄寓在神秘的自然和宇宙王国之中。这类意象除了明晰单纯、直接告白式的隐喻性象征意象之外，还有事件或情景全象征的，如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整体性象征意象，建构和确立了梁小斌他们这一代人的“寻找”主题。《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由“中国”和“钥匙”两个不配称的意象构成巨大的语境压力，从而形成一个整体象征，就如斯蒂文斯著名的《坛的故事》：“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凌乱的荒野／围上山峰”，它通过田纳西州和坛子的大小配置的突兀、奇特性形成象征语境。在这里，“钥匙”也是一个象征物，以“我的钥匙丢了”象征着丢失的青春、理想和信仰，从而突显了“寻找”这一时代主题。
其实，诗歌象征意象的所指内涵、基本意向或经验图式，存在着不同的内在特质及其表现形式。有些诗歌只是选择自然界的某些客观事物去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就如艾略特所说，一组客观事物，一种情境，一系列事件，这些都应该是那种特定感情的基本程式。而诗人们要做的，便是在大自然这座“象征的森林”里去寻找这类特定情感的“客观对应物”。或者如马拉美所言依据内在的程式，除了去寻找“某个客观事物的意象以表露某种情绪”之外，还可采用一种“选定某个客观事物，再从中提炼某种‘情绪状态’的艺术”。不过，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和过程，“客观关联物”以及与之相连的情感思想，都不是通过“简单直露的方式揭示出来，而应该仅仅被暗示出来”，“象征正是通过完美地运用这一神秘的过程构成的”。从对上述诗歌的象征意象读解中，可以体味出这些诗歌均是通过寻找某种特定感情的客观对应物或者在选定某个事物之后逐步地一点点地译解、暗示出某种情绪状态构成的。
正如查德维克所说：“这是一种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它既不直接描述这些思想情感，也不通过与具体形象的公开比较来说明它们，而是通过暗示它们是什么、通过未加解释的象征，在读者头脑中把它们再度创造出来。”这种象征方式因为与人的内在体验相关，是“人类经验层次上的个人形式”，所以可称作“人性象征”。另有一种“超验的象征主义”，它“不是象征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而是象征更广阔、更普遍的理想世界，对这个世界来说，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种不完满的代表而已”。对于朦胧诗人来说，现实不过是一场令人惊悸的破碎的噩梦，一个荒原般的世界给他们带来的只能是幻灭与苍凉。他们普遍地渴望一种超越的生活，信奉或者期待一个在别处的理想王国，因而“相信未来”、向往现实背后的彼岸世界，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最后的存在理由和人生信念。这与象征主义者普遍地崇尚“彼岸的辉煌”是相吻合一致的。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种情感倾向，所以他们的诗中也常常出现宗教意象。
舒婷在长诗《最后的挽歌》中，就曾引用《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话语作为题注：“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在她的诗语中，也不时出现宗教语言或意象，比如那些写给母亲的诗中，就有“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一声也不敢呻吟。”（《啊，母亲》）“呵，无论风往哪边吹／都不能带去我的歌声吗？妈妈／愿所有被你宽恕过的／再次因你的宽恕审判自己”（《读给妈妈听的诗》）。那种负罪感、自审与忏悔意识以及天堂观念，显然在字里行间延伸散播着，从而成为一种思想情感指向。当然，诗人们毕竟生存在一个有限的并不完满的现实世界之上，他们也知道，作为现世存在的生命体，终究无法获得宗教意义上的天堂世界。事实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向着一个理想的世界不息地进取、索求，而这一切，在诗人看来是能够通过诗歌抵达的。
因此，诗人们背负着“理想”，渴望通过“象征主义”而穿越现实，从而抵达一个理想世界。这个世界，要么是内在的情感现实或心灵对应物，要么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它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超自然的世界。就像一滴既能包容一切，又能净化一切的微小雨水。从总体上看，新潮诗歌是趋向于超越现实和有限世界的超验象征主义；可现实毕竟是诗人的内心关联物和渴望穿越之地，诗人的情感、经验包括血液、脉搏甚至疼痛，都是他们难以彻底超越的，这也是人性的象征一再出现于诗歌中的依据。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经典名篇回顾
■ 无名氏 吉鸿昌等
编者按：为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并给广大读者提供最佳朗诵篇目，本刊用”中国新诗选刊”的全部篇幅，精选了抗战期间我国诗人所写的经典名篇。本辑以短诗为主，其中包括革命烈士遗诗和少量影响较广的歌词。因篇幅所限，十年前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时《诗刊》已选过的均未入选，不是抗战期间写作的作品也只能割爱，特此说明。
卢沟桥歌
无名氏
卢沟桥、卢沟桥，
男儿坟墓在此桥，
最后关头已临到，
牺牲到底不屈挠！
飞机坦克来勿怕，
大刀挥起敌人跑。
卢沟桥，卢沟桥，
国家存亡在此桥！
卢沟桥、卢沟桥，
男儿坟墓在此桥，
委屈忍痛和平保，
无可避免上刺刀，
自卫应战理气壮，
挺剑而起是今朝。
卢沟桥，卢沟桥，
为国争光在此桥！
卢沟桥、卢沟桥，
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