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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云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
另外，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就在这时，陈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持毛泽东呢，还是支持王明？
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俨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颐指气使，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陈云虽然跟王明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多，他并不支持王明。
陈云在回到延安之后，是相当谨慎的。尽管陈云在莫斯科多次见到过斯大林，跟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也很熟悉，但是他绝无王明那种“钦差大臣”的派头。
当时，从四面八方，大批的青年，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这些人一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组织审查。所以，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担负着非常繁重却又异常重要的任务。
陈云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
这一讲演，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陈云对于组织工作的见解。
陈云用十二个字、四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的讲话，反映出他能够很辩证地看待当时组织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１９４４年，已经当了７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奉命向彭真移交工作。
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中共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有多少张“党表”（亦即“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内中包括入党志愿书），多少小册子……陈云移交一清二楚。
陈云有过多次工作调动。这一回调动工作，对于他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调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当了七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成为组织工作的专家，可是，这一回却完全“改行”，去做经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调动了陈云的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注意到陈云在领导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于是，便调他主管财经。
不料，这一次工作调动，却使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定位”。陈云细细钻研经济工作，竟然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以至博得“党的理财能手”名誉。
陈云找到了两本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细细钻研起来。陈云说，他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
陈云上任不久，便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在当时的《解放日报》发表，可以说是陈云对财经问题发表的最早的理论文章。
陈云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
第六章 邮市上买的三封信
收信人“ＹＵＤＡＷＣＨＹＵＡＮ”，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１９９２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在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３０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３０年代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当然，在弄明白这三封是谁写的信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于若木的信，写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８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１４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陈云的信，写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１日夜。
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
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
在信中，陈云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陈云写道：抗战的情况大概您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综起来说，敌国的困难日见增加，前线上的证明，日本兵中新兵的成份大大增加，军事技术（兵士个人的军事素养）比前差多了，战斗的情绪比前更低些了，但是由于民族的成见，战争中还相当顽强。我国的情况，虽然失掉许多大城市和铁路，但是军事上说我们的军队在抗战中锻炼了自己。即使地域上说失去的还实际上只是一些点和线，广大的乡村，仍是我军及我们政权统治之下。……
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三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卅五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在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第七章 陈云对于若木说：“你我都是老实人”
我问起于若木来到陈云那里从事护理工作，怎么会从“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关系”？
于若木说，陈云最初问她的历史，她作了回答。这样，他开始了解于若木。他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于若木还回忆，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那时，她唱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说：“我还不懂。”
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他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后来分手了。
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这么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这在于若木的妹妹于璐琳写给大哥于道泉的信中曾提及：你大概还不晓得我也同我三姐来到西北了吧。我们来了不久之后，二哥也来了。不过，学习了一个时间以后他就出去了。现在在鲁西的游击队内工作。
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唯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
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