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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１８００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第二十二章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中央全会……提出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７５００亿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６７００万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
公报既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１９５９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１９５９年１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１８００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
１９５９年４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到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期望陈云收拾乱局
毛泽东曾于１９５９年岁末之际，修书一封，问候陈云：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尽管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反了“右倾”，要继续“大跃进”，但是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困境，亦即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样一“调整”，实际上就是中止了“大跃进”。
为了对乱糟糟的中国经济实行“调整”，总结工作中的教训，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一会议参加者达７１１３人，习惯地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陈云虽说仍在养病之中，但是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他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鼓励大家“出气”。毛泽东说：“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毛泽东还“推荐”了一个省的办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在会上，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还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刘少奇则说：“我们所以发生了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刘少奇借用湖南农民的话来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经济上的困境，毛泽东又有“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感触，曾点名请陈云讲话。毛泽东显然期望陈云出马来收拾“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恶果。
呼唤陈云出来主持经济工作，这不光是毛泽东的期望，也是中央领导众望所归。
面对毛泽东的热切的目光，陈云却摇摇手，只说了一句：“我对问题还摸得不清，以后再说。”
陈云向来稳健，凡事要三思。当时，陈云确实还要看一看，想一想。所以尽管上上下下在“出气”，在呼唤他重新主持经济工作，他却只听不说。
面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乱得像一锅粥的中国经济，陈云在深思着如何加以调整，挽回败局。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１６天，陈云终于开口了。陈云这一开口，不是说一句两句，而是一套一套，作了长篇报告。
那是从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１日起，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开了３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实际上是“七千人会议”的继续。
第二十四章 “调整大师”说话了
当时，形势是严峻的。因为财政部门在“七千人大会”后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反映，１９６２年的财政赤字高达二三十亿元人民币！
刘少奇用这样的话，形容形势的严峻：“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６日，陈云打破近年来的沉默，作了长篇讲话，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陈云把经济的严重困难归结为五个方面：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八百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