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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并不看我，只是低着头道：“就是的，我自己知道。”
我注意看了她一下，是不大漂亮，小鼻子小眼小脑门，但也并不丑，是个很“普通型”的亚洲姑娘。我凭良心说，我叫学生发言的时候，如果点名，更多注意的是那些奇怪的名字，如果不点名，则注意的是谁有愿意发言的表情，或者谁在下面玩闹。根本不会从漂亮不漂亮的角度去考虑。可是经她这么一番指责，习惯于事事反省的我，不禁扪心自问：莫非我的潜意识里真的考虑了漂亮的因素？再细思一下，这班里的几个漂亮的女孩子似乎的确发言次数多一些，可是那是因为她们坐在前边，整天仰着头对我行注目礼，发言热情非常高嘛。再说有些不爱发言的学生就是故意坐在后面，暗示老师少叫她们。你却给我扣了这么大一个帽子。我想以后故意多叫她也不好，那不等于承认了她对我的指责吗？于是以后我注意每次上课都叫她至少一次，但是总是与其他人混合在一起，不要她做特别难或特别简单的练习，总之是尽量轻描淡写。可是每次叫她的时候，心里都会想起那天的事，我也能够听出她的发言很努力，好像另外有一个声音在跟我对话似的。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成绩是中上等，我多给了她3分，感谢她给我上了一课。
（梨花女大是韩国“美人窝”，不漂亮的女生在此确实难免有一点心理压力。）
坐飞机上课的学生
中国人见多识广，对于优越感颇强的韩国人往往不以为然。但是有一点是中国人必须承认的，那就是韩国对于教育的重视要明显高于中国。这不仅表现在政府的措施上，更体现在普通人的意识里。我今年被北京大学派到汉城的梨花女子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有一门研究生的课程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课上有一名学生，从一开始就让我觉得有点与众不同。她长得娇小玲珑，眉目秀气而又灵动，体态清瘦而有风韵。她常常与别的学生一样欢声笑语，甚至还更多几分活泼，但是她的一举一动中都显露出一种成熟的优雅，一种自然的细腻，和一种已经成为习惯的教养。所以虽然她的肌肤比别人更年轻，而我却断定，她一定比别的学生要年长。
我的猜想没有错。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的家不在汉城，她的家在光州，她是每星期坐飞机来上课的。原来，她已经在梨花女大本科毕业许多年了。她用她学到的中文，在社会上做了许多工作。现在，她和姐姐一起，在光州开办了一所中文学院，她自己又当院长，又当教师，管理和教学一把抓。在繁重的工作中，她越来越感到需要充实知识，需要提高层次。于是，她又一次踏进母校的大门，为自己的未来“充电”。
在中国，如今也有不少事业有成者重返校园。但那多数是“镀金”。有的是为了升迁，有的是闲得无聊，有的是领导统一布置，单位统一出钱。而像这样完全出于自己的觉悟，完全为了求知而走进校园“重吃二遍苦，再遭二碴罪”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实在是少而又少的。何况她又是完全掏自己的腰包，每星期一次“从天而降”呢？
“你为什么不坐火车或者开车来呢﹖”我这样问她。
“坐车需要4个多小时，飞机只要1个小时。”她认真地答道。“我把课程都集中安排在这两天，这半个星期专心学习，回去半个星期专心工作。”
“那你岂不是太累了？什么时候休息呢？”
“我过一阵去加拿大两个星期，专心休息。”专心学习，专心工作，专心休息。这，就是她显得成熟而优雅的秘密。我本来想问她如何保持年轻的，但既然了解了她的总体生活态度，那些小事不问也可想而知了，无非是“专心保养”啦。
不久前，我和其他一批老师，坐了4个小时的火车，到光州参加韩国中文学界的一个国际学术大会。一下火车，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她就请我们去著名的“东山饭店”吃烤肉。那个饭店除了肉味鲜美之外，另有一项招徕顾客的绝活：年轻的仆役为客人拌饭时，上下飞舞着钢匙，把不锈钢的饭碗敲得叮咚乱响，吓得姑娘们一个个“掩耳听铃”。作为光州当地人的她，也兴奋得满面春风。我说“如果我在北大下岗了，就到你的学院工作吧，你只要每星期请我来这里吃烤肉就行了。”她星眸闪动地连说：“没问题，行，行。”
参观光州5。18墓地的时候，我问她那一年多大。她说小学6年级。她的眼睛里一下子没有了活泼，没有了灵动。我没有再多问。我心里想，在当年那隆隆的坦克碾过的大街上，在曾经血肉横飞的广场上，如今成长起这样一位成熟的女性，她每周坐着飞机去学习中国文学。她从我这里学习鲁迅、老舍、沈从文，从别的老师那里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然而我们应该从她那里学习一点什么呢？
从光州回到汉城，我们坐高速巴士，仍然用了4个多小时。在车上，我对朋友说，世界各国有坐飞机去吃饭的，有坐飞机去赌博的，有坐飞机去嫖娼的，但是对于教育，有些人不要说飞机，连坐车都拿不出钱或者不肯拿钱。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代课老师要去找学生，不就连一张车票也买不起吗？
坐飞机去上课，不是一种派头，不是一种炫耀，而是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走路也能搞好教育。
这位坐飞机来上课的学生，名字叫吕承娟。她用一副娟秀的身躯，承担起了一种值得仰视的精神。
（为纪念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五七指示”，写于5月7日凌晨。发表于中韩多家报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