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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
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眼贴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
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
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接别说，还弄到警察局，大丢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
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
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她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下了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人小流氓，新宿街
头有的是这样的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
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
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
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
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
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
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
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
的呢？”他说。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放
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澳大利
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般配。等再
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回国了。他来看
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答，送了我一套日本
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
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
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袍赴宴。杨菲尔玛恭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
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
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
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月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正是
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是怕
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为了后来这种不
良不莠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给我一个当官的朋友，
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杨菲尔玛，早年经
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她说丁丁的日语，一级
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说“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活，
第三、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嘛？”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一了丁是当官的料嘛？”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性格不适宜当小官，他不是随着别人的意志转的蹦蹦车，而是那种
能让别人按他的意志转的推土机。”
我吓了一跳。
“这张牌怎么打，我还没有想得太好，看运作的情况再定了。”杨菲尔玛那对眼睛，
不漂亮，但神采奕奕，总在洞穿人似地琢磨你。谁第一眼看到她，马上会产生被她大卸
八块的感觉，哪块剁馅，哪块红烧。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够利用的部位，都弄清楚了。了
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评论，是个人物，丁丁斗不过她。我说，也未必，丁丁不是容易
剃的脑袋。这位很难说是个美女，最好的评价，是不丑而已的杨菲尔玛，有一股劲。用
气功的话说，带功，用物理学的术语形容，具有磁场，把丁丁拿住了。其实，丁丁不爱
听人摆．布，对她的兴趣从经济领域往政治层面转移，要让他走仕途，当大官，竟然没
有表示异议。看来，一物降一物。这话不错。
我估计丁丁在日本，挣了一点钱，不多，也不会少，还能买得起一辆吉普车代步，
就比我强得多。但看见刷卡的时候，不像小姐那样满不在乎。“你会坐吃山空的，何况
你们的调费采用AA制，老弟！。”我说。。
“到时候再说。”他说，他一向把生计啊，钱财啊，前途啊，工作啊，不看得那么
重。实际上，这小子还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往四十奔了。作为忘年交，
不得不再三晓喻：“还是去捧这个铁饭碗吧！”
他去了，纯粹是为了给我面子。过了月把，我打电话问我那位朋友，“徐总，这个
丁丁在你的机关里表现如何？”
“你介绍的人，有错？”他很满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过了些日了，见到徐总，他试探地问起我来，你完全了解你介绍的这个年轻人嘛？
我吓一跳，不知这小子闯了什么祸；
“很能干，很卖力，但大家弄不但，他干嘛要把一户的翻译任务，在一个月里急急
忙忙赶了出来，然后就不知下落，为什么？”
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睑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他什
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引走了。
这也是命运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无法
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权上一直走下去，而回
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轻人啊，吊儿浪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没法。徐总是
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器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不尽相同。一个上
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常运转？笑笑，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喝得昏天黑地的
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像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酒，都爱
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个醉成一滩泥
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一点
也不过分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强人，都
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不是旅游业手
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走了。“那时，是
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在唱《拉网小调》，好来劲！”
杨菲尔玛一边料理醉鬼，一边还利用时差，与西亚她公司办事处的下属谈业务。就
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数落的时候，她把欧洲某地她的一间代理店雇佣的当地经理人，
炒了鱿鱼。我老伴说，她训起人来，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妈拉巴子的村话，都像冲锋枪
似地扫射。但关掉手机，又像可爱的小姐了。对不起了，师母、是我的错，把老爷子灌
醉了。看来，你还得给他喝一点酒，他才能醒过来，并且头疼得不会那么厉害。她温温
柔柔地对我老伴说。
我不相信我会如此失态，竟然醉得要用酒来解酒。看来，人老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