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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更金贵的东西了。丁阿姨佯装提出三家分而治之，结果只有惠儿一家单起炉灶。随之经常借故滋事，甚至把解惠芳女儿吃下的瓜子壳扫起来倒在惠儿的房门口，做出来的事情与里弄的家庭妇女差不了多少。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3）
我母亲坠楼后，石门二路的居处被收走。丁阿姨劝慰我弟弟：“姆妈过世了，侬自家想开点，每月休假就回华亭路。” 她的语气极诚恳，态度极和善，这样的话温暖了一个少年的心。 当时我弟弟在奉贤星火农场劳动，回来休假时就住在丁宅。
1975年底，我弟弟上调回沪，户口落在何处，成了老大问题。接受的工厂认为，应该落到父亲家，丁阿姨却不愿意收留。几经交涉，丁阿姨勉强同意，让他挤住在老夫妻卧室前的阳台上。一张三人沙发代床，一只高茶几代桌，算是我弟弟栖息的一个空间。
初初两代人相处尚属平安。弟弟不像我，生性比较温和乖巧，丁阿姨并不反感他。然而亲娘的冤死总是难以让人释怀，有一天，我弟弟把母亲的遗像放在了小桌子上。丁阿姨很不高兴，她要弟弟收起来，弟弟没吭声。两双眼睛对峙，泄露了深深浅浅的不友善。一方作为女主人，拥有居高临下的威严，一方作为苦主之子，有着悲屈不伸的怨愤。血气方刚的怨愤最具杀伤力，女主人的目光被折断了，她转身而去，把落地玻璃窗带出一片稀里哗啦。
两天后，父亲劝儿子“不要放，阿姨不高兴”，可我弟弟的伤口已被撕裂，他痛心父亲的懦弱。年轻人自然很难理解老父的委曲求全。按理形势在渐渐好起来，母亲坠楼身亡的这一年父亲喜获解放，两年后丁阿姨也重获人权，生活依稀出现几丝希望之光。我母亲还没有平反，丁是娥越是想表现进步与革命，越是战战兢兢。在她奋力前行的时候，不允许脚下有任何羁绊。我弟弟的小朋友来家弹弹吉他，丁阿姨斥之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我弟弟买了辆新自行车放于过道里，这是用一年的积蓄才购置的一件贵重物品，要说多宝贝就有多宝贝，但丁阿姨说妨碍交通，指使潘小海搬到墙门外面去，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此时，父亲不在现场，丁阿姨又装聋作哑，自管自地蹲着身拭擦楼梯扶手。我弟弟当然明白潘小海仅是马前卒，他觉得自己一味地忍让，忍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团怒火从他的脚底升起：“我要到剧团去告侬，用不着侬挖空心思赶我走，我一年之内离开华亭路！”
丁阿姨猝不及防，她没有想到，看上去像解洪元一样懦弱的星儿也会反抗，好久，她才缓缓起身，把抹布摔在栏杆上，抛出的字像一个个冰球：“好。侬有志气，我欢送！”
父亲的懦弱令他觉得屈辱，而丁阿姨发威更令他忍无可忍，刚成年的弟弟重重地拍击栏杆，发出毒誓：“我一定去告，要让剧团的人晓得侬的真面貌！”
丁阿姨背转身，拾级上楼，留下一个傲然的背影。她怕什么，有解洪元挡着呢！他的儿子他收拾。果然，父亲慌慌张张地被召回，惊落了双唇的血色，苦口婆心地劝儿子息怒。我弟弟久久压抑的个性像引爆前的炸弹，一经点燃就很难收场，他执意要出门告状。父亲一双簌簌发抖的手扯住了他的衣襟，四目相对，我弟弟看见了镜片后的泪光点点，脚下滞涩了，片刻的停顿，少许的迟疑，终又被年轻人的任性撕破，他依然夺门而走。
“回来！”一句声嘶力竭的断喝，随即化成了苦苦哀求，“回来，我求求侬，不要再闹。侬看看我头发也白了，背也驼了，还能活几年？侬就不能太平一点点。”
轰隆隆一声响，我的老父亲跪在了儿子面前，老泪纵横。古言“男儿膝下有黄金”，但自进入丁宅花园小楼，父亲的钙质正一点一点流失，最后会为了息事宁人跪求亲子！
状，可以不告；家，不能不找。终于，我弟弟成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
也许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圣人，我的丁阿姨也是这样。
从父亲婚变后，我一直不认丁是娥，因为我看不惯她的专横和自私，看不惯她对待父亲的凶狠，直到我工作了才在父亲的劝说下勉强张口叫她一声“丁阿姨”。我们两人就像两头斗牛撞在一起，丁是娥用僵硬的口气向别人介绍：“这是解洪元的女儿解波。”
久而久之父亲也不再叫我“阿波囡”，而是连名带姓地称“解波”。我内心惊叹丁阿姨对我父亲的影响力，又丝丝缕缕地浮出几丝凄清。
再往后，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出入丁宅。为她整理《谈艺篇》的时候，丁阿姨主动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她会因我回沪派车，不许我住招待所而一定要我回家，并亲手替我铺床；她赴京开会，临走还嘱咐家人一定要买我爱吃的菜肴，别让我营养不良；一定要在房内生火，别把我冻着等等。丁阿姨做这一切的时候感情十分投入，自然而亲切，仿佛她这辈子一直是这样对我的，可我面对倾盆大雨似的爱怜缺乏耐受力，有时甚至会激出一阵鸡皮疙瘩。
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责怪自己心胸太小，芥蒂太深；也许，在我与丁阿姨之间横亘着一个孤苦无依的母亲，内心深处隐隐约约地觉得是丁阿姨抢走了我的父亲……
在很长时间里，丁阿姨在我们姐弟和妹妹惠芳心里，始终画不出一个高大的社会形象。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我们曲解了她？丁阿姨身上有爱的体现吗？她生前的一份小结里说自己“三有三缺”：“有干劲缺稳重；有主见缺虚心；有热情缺感情。”说得很坦诚，很清醒，可她自言的“感情”指什么，她真的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谁也不爱么？好像也不是。解放前，她这个单身女子最多的时候养了潘家十几口人：破落后的潘家子侄，还有胞弟胞妹和父亲；那时候她挂头牌，双包银，当老板还有分成，但大多时候是进来的钱不如流出去的快。到了解放后，挣钱只有工资一个途径了，养不了太多的人，但还是养着一个领来的潘莉莉，过继了一个潘小海，还有一个无法赶走的解惠芳，似乎在企求什么。每当她辛苦一天回来，也许会像常人一样希望寻找家的感觉，家的放松和圆满，但其实家是一个最琐碎最烦心的地方，也许她关起门来总觉得吃亏：替解家养孩子，替潘家养孩子，养来养去没有一个是自己的骨血。所以她宁愿在外面也不愿在家里，一到了外面，她就与所有的女人和男人平起平坐，并成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公众人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是“演革命戏，做革命人”，世人拿仰视的目光看她，她的心胸由此拓展得很大很宽，以至于容得下无亲无故的失足青年。可是长久地尖起心去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久而久之，难免也要找一个地方宣泄压抑的情绪。家就成了她可以随性的地方，面对这七高八低的家人，她就烦躁，懊恼，就小心眼，就会与所有的居家女人一样不见气度，只见力度，拿出唱样板戏的嗓子来颐使气指，并暴跳如雷地发脾气，等等。对于这一切我父亲不生气，也不埋怨，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亲真正理解她，宽容她，欣赏她。大约真爱一个人，连她所有的缺点也一概包容了。
我父亲曾经是丁阿姨的拐棍，她的唱红和每一个新的台阶都离不开我父亲的帮衬，可自五十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处于不和谐状态，用上海话说总是“鸡鸡狗狗”，而我父亲为了忍让一退再退，为了避免和丁阿姨发生正面冲突，经常拎着那只藤篮去公园，找人下棋，找人说话，饿了随便哪里买一碗面吃，于是那只破旧的藤篮便成了他在这座城市里漂泊的第二个家。丁阿姨的许多行为显示不认同我的父亲，她会当着我父亲的面，把一个和真人差不多的芭比娃娃放在餐桌的对面座椅上，让保姆烧两碗面，一人一碗，旁若无人地和对面的“丁是娥”聊天，共庆生日：“潘永华（阿姨的真名），侬是个命苦的人，从小没有娘，九岁就唱戏，唱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可见丁阿姨的心底里有一份倔强的不肯被理解的孤独。我父亲受不了这样的奚落就提着他的“第二个家”去公园。然而经过了“文革”的磨难，他们的心倒真的是靠拢了，越到后面越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相知，�